我曾經以為，博學多識的錢鍾書先生未必就很懂茶。這個不無皮相的認知，直接的依據首先來自錢先生本人在《槐聚詩存》中的夫子自道——他曾寫過一首詩，詩題《予不好茶酒而好魚肉戲作解嘲》就開宗明義為自己不喜茶作辯；此外，在錢先生最廣為人知的學術經典《宋詩選注》中，因在古代茶文化的理解上存在紕漏，曾經引發(fā)過一段學術聚訟。雖然事后錢先生對相關注釋內容作了糾偏，但在我看來，卻也可視之為錢先生“不解茶”的又一佐證。

一九五八年九月，錢鍾書編撰的《宋詩選注》作為“中國古典文學叢書”之一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此書作為錢先生著述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不僅是研究“錢學”者跳不開的著作，也是古代文學研究者的必讀書。問世之后，世間好評如潮，迄今已經重印二十余次，長期居于書店的常銷書之列。鮮為人知的是，在《宋詩選注》出版之初，在對宋茶的理解上，錢先生的注解曾經引發(fā)過一段學術公案。他注解的是陸游的《臨安春雨初霽》一詩：

世味年來薄似紗，誰令騎馬客京華。

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

矮紙斜行閑作草，晴窗細乳戲分茶。

素衣莫起風塵嘆，猶及清明可到家。

在對頸聯中“分茶”的解讀上，歷來見解紛呈，莫衷一是。比如，朱東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就籠統(tǒng)地解釋為“品茶”。錢先生的注解頗為仔細，他認為，“分”就是趙佶《大觀茶論》中的“鑒辨”（即鑒賞、辨析之意），把“分茶”的“分”字，理解為“分析”“辨別”之意，似有望文生義之嫌。這一說法引來了爭鳴。知名學者、辭書學家蔣禮鴻作《“分茶”小記》對此發(fā)表自己的見解。蔣先生認為分茶有二解，其一為酒菜店或面食店（如吳自牧《夢粱錄》卷十六之“分茶酒店”條目）；其二指的是用沸水沖茶，使茶乳幻變成圖形或字跡，云云。此外，古典文學者許政揚也在《宋元小說戲曲語釋》一文對“分茶”條目也提出詳細意見，結論是：“分茶”就是烹茶、煎茶。對于這場來自學界的商榷文字，錢先生沒有即時回應，保持沉默甚至達二十多年之久。

在一九八二年七月重印的《宋詩選注》中，錢先生在《臨安春雨初霽》的“分茶”注釋中已然摒棄舊釋，并重新做了解說，有云：

“分茶”是宋代流行的一種“茶道”，詩文筆記里常常說起，如王明清《揮麈余話》卷一載蔡京《延福宮曲宴記》、楊萬里《誠齋集》卷二《澹庵座上觀顯上人分茶》；宋徽宗《大觀茶論》也有描寫。黃遵憲《日本國志·物產志》自注說日本“點茶”即“同宋人之法”：“碾茶為末，注之以湯，以筅擊拂”云云，可以參觀。據康熙時徐葆光《中山傳信錄》、嘉慶時李鼎元《使琉球記》等書，這種“宋人之法”，也在琉球運用。

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八二年，這段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內，錢鍾書先生在沉默中搜尋求索，將古籍中有關“分茶”的記載一網打盡，又以獅子搏兔的學術態(tài)度和功夫條分縷析，終于將這一學術聚訟完滿結案，其學問的廣博和治學態(tài)度之嚴謹，也為中國茶道史研究添了一段佳話。著名畫家黃永玉說過：“祖國的文化像森林，錢先生是林中巨樹?！痹谖铱磥恚X先生有關“分茶”的這段注釋，言簡意賅又切中肯綮，有論有據，簡直就是一篇有關宋代點茶技術史的論文綱要，雖然只是一些框架性構造，那也是受限于著作體例，否則鋪開來完全可以構筑一部專著。

放到今天，在茶文化研究已儼然顯學、相關資料文獻汗牛充棟的條件下，要弄清“分茶”真相并非難事。但在錢鍾書撰寫《宋詩選注》的年代，世間喧囂，斯文式微，傳統(tǒng)的茶文化已然成為絕學，要從浩如煙海的文獻中鉤沉一種早已絕跡的古代生活藝術，殊為不易。分茶起源于宋代發(fā)達的點茶技藝。所謂點茶法，就是將茶葉研磨成極細粉末后，放入茶盞里加水調成膏狀，然后注入沸水，用茶筅擊拂形成的乳白色的沫餑“溢盞而起，周回凝而不動”，再啜而飲之。分茶則是在點茶基礎上更進一步的技藝。點茶技藝，止于茶筅在茶盞中打出沫餑即告成功。而分茶，則是要在注湯的過程中，或直接注水在茶湯面上寫字，或用茶筅在茶湯里擊拂撥弄，使激發(fā)在茶湯表面的沫餑幻化成各種文字圖像或山水、草木、禽鳥等物象。這種茶藝需要極高的技巧，是宋代士大夫文人樂此不疲的一項休閑娛樂活動，帶有很濃厚的游戲性質，因此陸游詩中有“戲分茶”之語。

點茶、分茶技藝，與宋代以末茶（“末茶”流傳到日本后被稱作“抹茶”）為主流的飲茶形態(tài)密不可分。但到了明初，洪武二十四年（1391），隨著朱元璋下詔罷免團茶，貢茶改為葉茶、散茶。百年之間，隨著茶壺沖泡的瀹茶法興起，宋代末茶不可避免走向衰微，除了在南方少數地區(qū)存在，在中國其他地區(qū)幾乎絕跡了。據明孝宗朝文淵閣大學士丘濬的《大學衍義補》（成書于1487年）所載，當時末茶僅在閩、粵兩地流行，一般只用葉茶，甚至到了舉世不知有末茶的地步。而等到錢鍾書修訂《宋詩選注》中的相關注釋，則距離丘濬著書已經過了五百年。

與宋代點茶技藝在中國消失對照成趣的是，這套宋人文化近乎奇跡般地完好保存在日本茶道里。日本茶藝有兩個系統(tǒng)，一為抹茶道，一為煎茶道，分別是在南宋和晚明時期傳入日本的中國飲茶藝術。抹茶道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宋代的點茶法。公元十二世紀后期開始，大量日本僧人來到南方的明州（浙江寧波）學禪。當時江南禪寺中非常盛行宋代點茶技法。禪僧以茶供佛，飲茶輔助修行，茶成為佛教活動不可或缺的飲品，連前來留學的日僧也深受熏染。后來成為日本臨濟宗開山祖的榮西明庵和尚回國時便將宋代點茶法連同茶種和飲茶道具帶回日本，成為日本茶道的濫觴。正是在宋代點茶的基礎之上，經過不斷發(fā)展，尤其是到了十五、十六世紀，經由村田珠光、武野紹鷗和千利休等幾代茶人苦心孤詣的不懈精進，最終才確立了茶禪一味的侘茶之道。宋人的點茶技法作為飲茶正源被保留在日本茶道中，因此又稱為“抹茶道”?；谶@段歷史，日本人對宋代的末茶、點茶和分茶并不隔膜，日本漢學家青木正兒就說過：“我國的茶道，可能就是由留學僧們繼承了宋元間的分茶傳統(tǒng)發(fā)展而來?！鼻嗄菊齼簩χ袊糯嬍澄幕蟹浅Ｉ钊氲难芯?，他甚至被認為是研究宋代茶藝的第一人。在寫于二戰(zhàn)時期的《末茶源流》（1943）一文中，青木氏對于陸游《臨安春雨初霽》的“分茶”一語，有非常詳盡而生動的闡釋。記得我讀到青木氏的這篇文章時曾突發(fā)奇想：要是錢先生當時有機會接觸青木氏的文章，或許就不用繞這么大的圈子了吧。

錢鍾書先生不諳日文，但他對日本漢學研究領域的同行并不陌生，彼此間還有過深入的互動交流。一九五八年，《宋詩選注》出版后，京都大學文學部漢學家、專攻宋詩研究的小川環(huán)樹教授寫了《評錢鍾書〈宋詩選注〉》，發(fā)表在一九五九年的《中國文學報》第十冊上，這是京都大學文學部中國語學中國文學研究室主辦的刊物。遺憾的是，當時中日邦交尚處于中斷狀態(tài)，兩國的學者無法進行直接的交流，錢鍾書讀到這篇文章是在二十多年后了。讀《錢鍾書年譜》，一九八〇年十一月，錢先生應小川環(huán)樹等漢學家之邀第一次訪日，在早稻田大學文學教授講座上作了題為“詩可以怨”的著名演講，其間他還和日本的學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交流。錢鍾書的日本學術訪問之行獲得很大的成功，特別是擴大了中國宋詩研究在日本的影響，王水照在《錢鍾書的學術人生》中對此作了積極評價。我想說的是，在錢先生結束訪日之行一年后重版的《宋詩選注》中，對“分茶”一詞的大幅度修訂，是否與此行的考察有關？進而言之，在日訪問期間，錢鍾書是否也了解或體驗過日本茶道？當然，具體情形如何，限于相關記載的闕如，不得而知。一切只是閑讀之余的懸想而已。

不過，對于從宋朝引進后經過不斷本土化改造而成的日本茶道，錢先生的評價極低。潘兆平是錢鍾書先生至交徐燕謀的女婿，他在《是永別，也是團聚》一文中回憶，有一次，潘兆平訪日回來，和錢鍾書談見聞感受，吐槽日本人宴席上繁文縟節(jié)的拘束和華而不實的飲饌內容。錢先生聽了大樂，說：“東洋人弄這種虛假排場，實質是小氣。譬如那個茶道，總共是一小撮茶葉末子，弄來弄去，折騰半天，無聊之極?！保ㄖ芙k隆主編《楊絳：永遠的女先生》，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由談論日本茶文化，推及日本人的漢學，錢鍾書有著他自己獨特的視角。潘兆平說，其實錢鍾書對日本人的學問是看不起的。第一是時代的原因，他是抗戰(zhàn)過來人，親身經歷了日軍侵略，這種戰(zhàn)爭造成的民族隔閡對他有影響。第二個，他看不上日本人的中文水平。他始終認為，與中國學者相比，日本學者對中國的東西是隔了一層的。眼光決定格局，對日本茶道，對日本學術的態(tài)度，錢鍾書正好與他的前輩學人周作人截然相反。

飲食中見性情，從飲食嗜好中可以看到一個人的人生態(tài)度。錢鍾書的著作我接觸的只是極小部分，甚至沒有讀過他談論飲茶的文字?；蛟S，坦言自己不喜茶、喜歡吃肉吃魚的錢先生就沒有留下喝茶的文字吧。不過，通過他周邊朋友、親人的回憶講述，我們卻從餐桌上的茶盞之間發(fā)現和走近了另一個錢鍾書。比如《我們仨》就向我們展露了他對茶有著獨特愛好的一面，更鮮為人知的是錢先生還是茶葉拼配的行家里手。關于錢先生的沏茶功夫，楊絳先生寫道：

每晨一大茶甌的牛奶紅茶也成了他畢生戒不掉的嗜好。后來國內買不到印度“立普登”（Lipton）茶葉了，我們用三種上好的紅茶葉摻合在一起作替代：滇紅取其香，湖紅取其苦，祁紅取其色。

所謂拼配，指的是在茶葉制作或品飲過程中，根據需要將不同的產區(qū)、季節(jié)、級別、存放年頭和發(fā)酵程度的茶葉，按照一定比例進行組合搭配。拼配是為了創(chuàng)造口味和口感的和諧。茶味和茶氣的和諧，使茶的色香味形達到一種新的水準，其原理就像洋酒調酒師一樣，將不同批次的原漿酒，按照某種比例進行調和以形成最佳口感。它在普洱茶、烏龍茶、紅茶中都存在，比如在普洱茶中，拼配技術甚至被當作一門高深莫測的藝術，云南普洱茶專家鄧艷波《普洱茶詞典》中將拼配從技術層面提高到藝術的層面加以論述，在“藝術拼配”詞條中寫道：

拼配技術是普洱茶藝術品設計構思，由普洱茶藝術家精心設計配方，將不同茶性的普洱茶毛料聚合在一起達到最好組合效果的拼配方法。普洱茶藝術拼配來源于山頭純料，又高于山頭純料，好于山頭純料。普洱茶藝術拼配遵循相生相融，趨利避害，優(yōu)勢互補，協(xié)調發(fā)揮的拼配原則。藝術拼配方法有縱向、橫向及縱橫拼配三種。

拼配具有化平凡為非凡的效用，在民間茶藝師中被視為秘而不宣的本領。普洱家族中一些名品，像宋聘號、同慶號、福元昌號等，在流傳于世的檔案記錄中，有著各自的口感和韻味，有如各自的身份證一樣，它們之所以擁有跨越時間的魅力，是因為在制造過程中，拼配作為一項核心技術，在造就茶葉口感、香氣、滋味時發(fā)揮了重大作用。而在半發(fā)酵烏龍茶鐵觀音的頂級茶葉制作中，拼配更是一種核心技藝，是出奇制勝的法寶。在鐵觀音原鄉(xiāng)的茶王爭霸賽中，茶葉拼配就是參賽者能否勝出的最后一項殺手锏。從數十斤頂級原茶中一粒一粒挑選出來加以拼配組合，在試飲中反復淘汰篩選，最后拿去折桂奪冠的就只有八克重茶。在國外的知名茶葉產區(qū)，特別是紅茶產區(qū)，茶葉拼配技術也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如在世界三大高香紅茶產區(qū)的斯里蘭卡和印度阿薩姆，也有著產地茶和混合茶的分類。所謂的混合茶，又可分為“混合調配茶”與“混合調味茶”兩類，而后者就相當于國內普洱茶的拼配，或如中國、印度、斯里蘭卡、非洲的茶葉根據不同比例調配，精制而成風味獨特的茶葉。這套技術在紅茶文化底蘊極為深厚的英國發(fā)展出復雜而縝密的系統(tǒng)，頂級的茶師或制茶職人，會將大吉嶺紅茶、阿薩姆紅茶、東非肯尼亞紅茶與中國云南紅茶、武夷山紅茶進行拼配，調制出奪人心魄的各種風味的紅茶。英國有名的“伯爵茶”，就是由佛手柑與武夷山正山小種紅茶、祁紅拼配而成，讓柑橘芳香與武夷紅茶的果香、祁紅的高濃香合味，調和出另一種氣品高貴的味道。

錢先生的茶道是英式的。每天一大茶甌的牛奶紅茶成為一生中戒不掉的嗜好，與他生活經歷有關。早年錢鍾書夫婦曾在英倫學習生活過，生活習尚頗受熏染。據說他在牛津大學求學時，學校的教授都有午后喝紅茶的習慣。他們邀請錢鍾書和楊絳夫婦一起參加紅茶聚會，還教會他們怎么泡出一壺純正的英倫紅茶。錢先生還無師自通習得了英國的紅茶之道，掌握了拼配訣竅，經過反復實踐，到了融會貫通的地步?；貒螅脟鴥壬a的三種上好紅茶替代，拼配出獨家風味的紅茶：具滇紅之高貴熏香，兼有祁紅的紅艷華麗的色澤，再加上鮮奶的勾兌，不難想象這一杯英式奶茶的芬芳香醇和明艷。

錢先生的紅茶拼配還有中西調和的創(chuàng)意，那就是在滇紅和祁紅之外再拼入帶有苦味的“湖紅”（即產自湖南安化、邵陽、桃源、瀏陽、長沙等地的紅茶，統(tǒng)稱為“湖紅工夫”），使之具有中國味覺的底蘊。在各種口味中，苦味和澀味是一種消極的味道，從純粹味覺接受角度來看，苦澀味往往最先被排斥，這從幼孩對苦澀食品的抗拒可見。接受、欣賞苦澀之味，體驗出苦澀之后的回甘、余甘則是味覺成熟或者升華的結果。古代中國人很早就發(fā)現了苦澀味之外的獨特價值，《詩經·谷風》云：“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币馑际钦f荼（一種苦菜，非特指茶）雖然苦味，但回甘卻有薺菜的甜美之味。陸羽《茶經》也說：“啜苦咽甘，茶也。”五代毛文錫《茶譜》在論茶味時多次使用“其味甘苦”的表述，就是將苦與甘這兩種對立的味道歸于統(tǒng)一價值評判體系。種種苦后回甘的味覺標準也被日本人所接受，鐮倉時代從南宋將茶與禪傳回日本的榮西倡導吃茶養(yǎng)生，其理論依據就是《尊勝陀羅尼破法密抄》中的“苦味利于心肝”。欣賞苦澀之味，或許是漢字文化圈獨有，卻不為嗜好甜味的西方人所接受，正如楊絳指出的：

茶味的“余甘”，不是喝牛奶紅茶者所能領略的，濃茶摻上牛奶和糖，香冽不減，而解除了茶的苦澀，成為液體的食料，不但解渴，還能療饑。

錢鍾書拼配茶的愛好至老不減。據說離世后他留下的“三合一”拼配紅茶還沒有喝完，剩余不少。楊絳先生不忍去喝，因為怕觸景生情，“看到還能喚起當年最快樂的日子”。這是我讀過的關于喝茶的最多情也最溫馨的文字。

我不知道，錢先生是否能稱得上行業(yè)所定義的茶葉拼配行家。但他無疑是一個善于調配生活品位、善于把有缺憾的人生拼出最美圖畫的藝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