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強《野草葳蕤，或地火奔突——“前朦朧詩”研究》一書，與他的博士論文有關。

2006年9月，王士強來到首都師范大學跟我讀博。轉眼間，一年緊張的學習過去了，王士強面臨著博士論文的開題。經(jīng)過一個階段的準備與思考，他提出了兩個題目：一是當代詩歌中“人”的形象和身份認同問題。具體說就是，通過對中國當代詩歌中“我”的觀照來分析“人”的形象的演變史，并由此對當代詩歌中的自我認同問題進行探究。這個題目需要建構一套相對來說更為體系化的框架，“論”的成分更大一些。二是關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北京地下沙龍詩歌的研究。要盡可能多地收集第一手的歷史資料，包括通過對當事人和相關人士的訪談，以客觀地呈現(xiàn)出那一段被遮蔽、被遺忘的詩歌生態(tài)，“史”的成分更大一些。我給他的建議是，前一個題目固然對當代詩歌的研究是有意義的，但這個題目偏于理論性，什么時候都可以做。而第二個題目則時間性很強，帶有緊迫感，需早些著手。所以，我支持他選第二個選題。

開題之后，王士強很快進入狀態(tài)，專門購置了錄音筆和數(shù)碼相機等，對當事者、知情者以及相關詩人進行訪談。據(jù)我所知，這項工作看似簡單，實際上并不那么容易。有些當年的詩歌探求者，出于種種原因，不大愿意接受采訪。有些人出國了，聯(lián)系很不方便。王士強在聯(lián)絡與溝通、打消受訪者的顧慮、詩歌文本的搜集與閱讀、訪談提綱的設計、錄音資料的整理等方面，花費了不少的時間與精力。隨著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王士強將原定的題目作了調(diào)整，那就是把“地下沙龍詩歌”更改為“前朦朧詩”。最初用“地下沙龍詩歌”的提法，是由于這些詩歌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處于一種地下、民間的狀態(tài)，是以一個個小的詩歌交流圈子的形式存在的，而“地下沙龍”的稱謂則由于此前若干流傳甚廣的文章而為人所知，差不多是約定俗成了。然而王士強發(fā)現(xiàn)，“沙龍詩歌”的提法包含了一種精英化的自我設定和事后追述中的美化、拔高成分。實際上，這些年輕詩人的聚會，與德國的德·斯太爾夫人、法國的喬治桑夫人所主持的名人聚集的高雅沙龍等完全不是一回事，因而“詩歌沙龍”在私底下說說固然可以，但這一名稱在文學史上能否成立是值得商榷的。而“前朦朧詩”則主要是從詩歌史角度進行的命名，強調(diào)其與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朦朧詩”之間的歷史關聯(lián)和發(fā)展演變。我認為，在這里，王士強所進行的不單單是兩個名詞之間的置換，而是體現(xiàn)了他的研究立場和明晰的問題意識、辨識能力。從這個新的命名開始，“前朦朧詩”“朦朧詩”“后朦朧詩”，就構成了描述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青年詩歌寫作的一個清晰的系列，對當代詩歌史的書寫是有重要價值的。

如今，數(shù)年過去了，王士強已從一個年輕的博士生成長為天津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學術骨干。隨著理論思辨能力的增強、相關資料的進一步積累，他對博士論文進行進一步的充實與修改，于是便有了現(xiàn)在的這部詩學著作《野草葳蕤，或地火奔突——“前朦朧詩”研究》。

我認為，《野草葳蕤，或地火奔突——“前朦朧詩”研究》是當代詩歌史上一項富有開拓性意義的研究成果。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北京地區(qū)存在著大量的地下文藝沙龍現(xiàn)象。這些沙龍彼此之間也有交叉和交流。這些詩人流傳下來的作品并不算多，但卻構成了那個特殊時代的文學存在，與當時主流的詩歌秩序相比具有明顯的異質(zhì)性，形成了當代詩歌發(fā)展和變革的潛動力，為后來“朦朧詩”的出現(xiàn)奠定了基礎。光臨這些沙龍的詩人，既有日后廣為人知的食指、北島、芒克、多多等，也有留下作品不多的無名詩人，還有一些積極收集、傳播民間資料，為詩歌做出了許多默默無聞貢獻的人。在一段時間里，這批詩人在詩歌史上是缺席的。特別是，由于當時特殊的歷史環(huán)境，這些人留下的文本資料并不多，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資料的流失也會越來越嚴重。同時，這些人也在一天天老去，有的已經(jīng)離開人世，對相關歷史資料的搜集與整理具有極大的迫切性。王士強的研究就是在這樣一個時間節(jié)點上出現(xiàn)的。他以一種清醒的歷史意識和敏銳的學術眼光，把這些詩人的活動放到一個大的歷史背景下，與后來的“朦朧詩”“后朦朧詩”運動聯(lián)系起來。這一發(fā)現(xiàn)、考察、辨析與寫作的過程，彰顯了作者的理論思維能力。

在《野草葳蕤，或地火奔突——“前朦朧詩”研究》的寫作中，王士強將“口述歷史”的方法運用到詩歌史寫作中。通常的詩歌史都是在詩歌作品的文本分析和詩人傳記資料搜集的基礎上而立論的，即使偶有詩人口述材料的引用，也是零星的、片段的。王士強的“前朦朧詩”研究由于研究對象的特殊性，使他采取了口述歷史的方法，即通過筆記、錄音、錄像等手段，記錄歷史事件當事人或目擊者的敘述，從而呈現(xiàn)歷史的面貌。特別是在普通民眾日益受到重視的今天，口述歷史可以給那些原來在歷史上沒有聲音的普通人留下記錄，可以給那些在傳統(tǒng)史學中沒有位置的事件開拓空間。傳統(tǒng)史學主要是統(tǒng)治階級、精英人物的領地，口述歷史則向民眾敞開了大門，有一種向下沉淀的趨勢。口述歷史的這一特點，恰恰適合于記錄地下詩歌沙龍中的這些無名詩人。王士強采訪了十多位這段詩歌歷史的當事人，積累了大量的口述材料，這些資料本身便是極為可貴的。在寫作過程中，王士強又對不同口述材料進行了認真的甄別、考辨、分析，以力求客觀地呈現(xiàn)出歷史的原貌和復雜性。

王士強一直在詩歌研究與批評的道路上行進著。近年來，他的詩歌研究已經(jīng)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關注。無論是他對于“前朦朧詩”的研究，還是對于新世紀以來詩歌現(xiàn)場的批評、介入，都產(chǎn)生了不錯的反響。“莫嫌海角天涯遠，但肯搖鞭有到時。”士強，在詩歌研究的道路上繼續(xù)前行吧。

（作者系首都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