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王蒙的創(chuàng)作歷經七十余載，國內對他的研究與其創(chuàng)作同步，形成了與“王蒙現象”共振的“王蒙研究現象”。王蒙研究覆蓋了其創(chuàng)作、文藝思想、文藝批評、比較研究等諸多方面，卷帙浩繁，構成了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頁?？偨Y王蒙研究的得與失，重估王蒙研究在中國當代文學史、批評史上的地位，對其研究的資料整理及深化研究應成為當代文學批評的重要議題。王蒙研究需要以更加開闊的視野，展現其豐富的、鮮活的、既“雜色”又個性化的王蒙，使王蒙研究真正有助于當代文學批評史的建構與發(fā)展。

關鍵詞：王蒙 王蒙創(chuàng)作 王蒙研究述論 當代文學批評

王蒙的創(chuàng)作歷經七十余載，國內對他的研究與其創(chuàng)作同步，形成了與“王蒙現象”共振的“王蒙研究現象”。王蒙研究折射著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進程與中國式批評理論的建構歷程，王蒙研究之研究，不僅是之于王蒙作為個案的研究，且對于認識當代文學歷史及當代批評理論建設有著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一、小說研究

王蒙研究與其創(chuàng)作同步，體現著鮮明的時代批評的特色。作為中國后革命時代的參與者、見證者，王蒙獨特的人生經歷不僅反映了共和國曲折的歷史，也形成了他難以釋懷的革命情懷：熱切追求革命的“少共”情結，審慎反思“革命內部的革命”的多重思維，被冠以政治色彩的多變命運等，這些潛藏于王蒙生命體驗中的“革命”一方面成為王蒙身份的標識，另一方面成為研究者看取王蒙的首要切入點，王蒙革命敘事中的青春基調與政治色彩成為對其創(chuàng)作內涵的基本判斷。王干在《關于王蒙的八個問題》中直言，“王蒙的小說中只有青春和政治”1。抓住青春，便是抓住了王蒙作品的本質；抓住政治，便是抓住了其人生經歷和創(chuàng)作生涯與中國社會動蕩密不可分的聯系。

對于王蒙創(chuàng)作中的青春基調，研究者多是贊揚這種帶著青春氣息的創(chuàng)作沖動所具有的藝術魅力與思想力量。蕭殷的感想式評論《讀〈青春萬歲〉》2充分肯定王蒙具有反映社會現實的深邃的觀察力、感受力與磅礴抒情詩般的革命熱情的同時，也指出王蒙沒有從該作品中總結出必要的經驗和教訓，導致此后的作品缺乏飽滿的青春式的革命精神。這種青春式的革命精神可以理解為是一種“對于理想及信念的虔誠、始終不渝地追求與為之獻身的渴望”3，李子云將其定義為“少共精神”，并執(zhí)意認為其伴隨了王蒙的一生。

如果說王蒙創(chuàng)作《青春萬歲》之初帶著純粹的青春稚氣熱愛生活，那么，在創(chuàng)作《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時卻表現了面對復雜生活時產生的困惑與思考，而往后的創(chuàng)作又呈現出其理解生活的超然心態(tài)。正如董之林所理解的那樣，王蒙1950年代的作品在青春評價、代際對比、追逐理想與抒發(fā)感傷等不同層面所呈現的樣態(tài)和基本格局展現了不同的青春心態(tài)，成為王蒙作品“更能博得來自文學審美角度的認可和贊許”4的重要原因。

對于王蒙這種賦予青春樣式的革命熱情，被一些研究者解讀為某種政治情愫，在其作品中表現出濃厚的政治色彩。如他的成名作《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一經發(fā)表便在評論界引起轟動，當時爭論的重點在于作品內容的真實性、典型性，林震、劉世吾的形象，以及作品的社會效果，5聚訟紛紜，毀譽參半。劉紹棠、從維熙、唐摯等人認為該作以最忠實的筆觸描寫了黨組織這一典型環(huán)境與環(huán)境里的人物，能“引起人更寬廣地更長遠地深思”6，是有著深厚的思想力、情感度和巨大的認識意義7的作品；增輝、李希凡等人則批判該小說嚴重歪曲了現實8，對典型環(huán)境“過分的‘偏激’”9，言辭相當激烈。盡管這種對立式的批評觀點推動了王蒙研究的熱潮，提升了批評界的活躍度。但為了規(guī)避單一粗暴的政治性批評方式，研究者開始從審美的角度審視王蒙作品中的政治色彩。如南帆的《反諷：結構與語境——王蒙、王朔小說的反諷修辭》10從語言修辭的角度對王蒙文本中的政治辭令的分析，王春林的《政治與王蒙小說》11從學理的層面對政治何以成為王蒙小說的突出位置的探索，郜元寶的《“說話的精神”及其他——略說“季節(jié)系列”》12從思想層面對王蒙作品明顯表現出一種整體政治——文化反思的敘事向度的剖析，等等，都具有代表性，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對以往的評判標準進行詰問與反思，力圖將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的龐雜面貌還給其作品本身。

1980年代，王蒙結合西方的意識流與中國傳統的意象流，創(chuàng)作出一系列作為新時期中國敘事藝術的轉折點與推動力的“意識流”小說，迎來了王蒙研究新的節(jié)點。學人圍繞這些小說所展開的討論反映了1980年代以來關于“現實主義”、藝術形式革新等批評話語、文藝觀念的嬗變。

王蒙“意識流”小說誕生之初，研究者便關注到王蒙創(chuàng)作在藝術手法上的突破與新變。在1980年代初盛行“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的潮流中，王蒙的“意識流”小說別具一格，給當時的文壇帶來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清新氣息。其時，因“意識流”具有某種難以被定義的性質，致使研究者不斷尋找新的理論路徑，試圖構建一套能容納它的批評話語，為其“正名”。陳駿濤、閻綱、劉淮及朱容等是較早關注到王蒙創(chuàng)作“意識流”手法的研究者，他們都不同程度地將“內心世界”作為解讀王蒙其人其作的重要視點。陳駿濤區(qū)分了王蒙“意識流”小說與傳統小說寫法的關系，更強調王蒙運用人物內心獨白的手法抒寫人物內心生活對傳統小說的突破意義13；閻綱則反駁了王蒙照搬西方現代派藝術技巧的觀念，認為王蒙的“意識流”是“現實主義的新品種”，并為“意識流”作了東西方的唯物唯心之辯，指出西方的“意識流”小說排斥辯證唯物主義，但王蒙的小說“始終如一地虔誠于‘布爾什維克的敬禮’”14。此后的研究也多圍繞這一批評路徑展開，如李春林對王蒙“意識流”東方化過程的闡述15，張德祥對王蒙“意識流”是新現實主義的定義16，王干對王蒙“意識流”與中國“意象流”的關系的辨析17等，皆在此基礎上有所側重。無論是哪一種觀點，都反映了研究者對中西藝術傳統的自覺反思與試圖建立新的文學批評標準所做出的努力。

誠然，藝術形式的革新不單單指向某一方面，創(chuàng)作手法的變化必然會帶來敘述語言的變革，王蒙對“意識流”手法的運用，形成了獨特的語體風格，由此，研究者對包括“意識流”小說在內的王蒙創(chuàng)作的研究引入了結構主義語言學、敘事學的理論視角。面對傳統的批評話語（現實主義）無法適應新的文學現象的境況，郜元寶選擇了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研究路徑，其在《戲弄和謀殺：追憶烏托邦的一種語言策略——詭論王蒙》18中闡述了王蒙“反寫實”的敘述語言，并沿著這條路徑劃分了語言的“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指出王蒙為了“戲弄與謀殺”無處不在的烏托邦語言，傾力模仿這種語言中的偽浪漫的社會激情，達到以語言扼殺語言的目的。不過，過于強調王蒙對烏托邦語言的戲仿，忽略部分作品所展現的民間、自然文化語言對作者的影響，導致其未能更好地把握王蒙的語言和抒情成為陳思和批評的對象，借此，陳思和詳盡分析了王蒙創(chuàng)作中“反抗烏托邦”的語言策略背后所牽涉的一代知識分子極其豐富卻難以言說的情感，從而將王蒙語言研究引向更寬闊、明朗的境界19。對此，郜元寶以《閱讀與想象——致陳思和，再談王蒙小說的語言與抒情》20回應，對王蒙反抗烏托邦語言的敘述策略有了更深刻的見解與評判。事實上，這種混亂的語言結構存在著“游戲和真誠”21的悖反，表層語言上的“賣弄”隱含著深層語言中的“抒情”——呼喚“一種理智”22，以引起人們的反思，探明與解決語言背后的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問題，即如何在這個被架構起來的語言烏托邦所導致的日常語言過剩、文學話語“蕪雜不純”、學術語言“混亂不堪”的時代消解敘述的一元性，實現多元化的可能，這正是郜元寶解讀王蒙“反寫實”敘述語言的意義所在。

二、批評研究

王蒙是在創(chuàng)作與批評兩個領域同時“燃燒”的作家，他于1950年代便開始投身于文學批評實踐，1980年代以后達到高峰，成就斐然，他的批評文字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與鮮明的時代感。

研究者著力分析王蒙的批評話語對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影響。王蒙的文學批評包含兩種質素：基于作家身份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理解的同情”與基于文化部長身份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要求與規(guī)勸。研究者集中討論的是前者，即王蒙“感受式”的批評方法。劉蜀鄂在《論王蒙的文學批評》中將王蒙的批評方法界定為“感受批評”23，認為這種批評方法不僅給中國文藝批評建設提供了借鑒范例，同時對文學創(chuàng)作更具指導意義，對于理解、評析作家創(chuàng)作，總結、判斷新時期文學的得與失，以及建設文藝理論都具有高度的實踐價值。王蒙一再強調“作家有風格，評論家也應有風格”，評論家的風格就是他們要用“敏銳的知覺，豐富的情感，新鮮、強烈、大膽的想象”，以及“借助于自己的生活經驗與藝術經驗的補充”去“感受（感覺、體驗、認識）作品”24，從而對作品形式的探索達到“發(fā)人所未發(fā)”“見人所未見”25的境地，王蒙將其稱為“感覺印象式的評論”26，這種以感受和對話為基本范式的文學批評，“顛覆了苦大仇深似的學術陳見，彰顯出一位優(yōu)秀的小說理論家和出色的批評家雙重角色的智慧和才情，確立了王蒙在中國當代批評史上特有的地位”27。

當這種“感覺印象式的評論”被運用到1990年代的古典文學研究中時，王蒙能更多地從文學與世界、人生的關系的層面進行思考，顯示出其開闊的思路、新穎的觀點，且引起學界的認同和關注?！都t樓夢》闡釋與李商隱研究是王蒙文學批評之大宗，馮其庸《快讀〈紅樓夢〉王蒙評》、何西來《他在鑒賞中的自我展開──評王蒙的〈紅樓夢〉評點》、黃世中《論王蒙的李商隱研究》等文皆對王蒙的古典文學研究做了較高的整體性的評價。

對于古典文學的研究，王蒙的研究表現出較強的原創(chuàng)性，他以淋漓盡致的筆風與見解獨到的闡釋較完美地呈示了作家與學者兼存的品格和氣質。眾人普遍認為王蒙極富創(chuàng)見，其在探索、傳達古典文學的意蘊的同時，也透過這些真知灼見體現了一位當代學者的智慧。馮其庸十分肯定王蒙的《紅樓夢》評點對作家、評論家、讀者的啟示性意義，認為王蒙是“解味較深和較多的一人”，具有高超的鑒賞力、判斷力與精準的文字表現力，并希望這種“評批的方式可以擴大運用”。28如何“擴大運用”，何西來的解釋是，王蒙的《紅樓夢》評點體現了民族性與現代性的結合，超越了以往的局限。29

王蒙的評點不僅繼承與轉化了“以意逆志”“知人論世”“言—象—意”的傳統批評觀與方法論，而且吸收與融合了現代批評理論方法（如現代心理學），能夠通過文本分析洞察創(chuàng)作者的意圖、小說人物的心理、作品的社會歷史意義。這主要在于王蒙自身對當代中國文學批評存在的問題有著強烈的敏銳力，他認為不必為某種批評方法和觀念所束縛，要“懂得去珍重、去領略、去研究文學特別是杰出的文學作品本身”30。因此，在以現代人的眼光審視古典作品時，王蒙更注重運用具有中國傳統批評特色的“評點”理論、方法解讀、理解其中的意蘊，這也是他力圖糾正當代中國文學批評問題的身體力行。

而這種“身體力行”在王蒙的李商隱研究中也得到體現。黃世中的《論王蒙的李商隱研究》31一文著重分析了王蒙對李商隱研究的原創(chuàng)性闡釋，并高度肯定了這一原創(chuàng)性闡釋的當代性價值，指出王蒙所提出的“內心體驗同構”說、李商隱心靈場的混沌性等是對李商隱創(chuàng)作內容與意蘊的新穎見解，而對李商隱無題詩結構的無序性與詩句的可重組性的闡發(fā)，則是對李商隱的創(chuàng)作藝術的新發(fā)現。黃世中的這一發(fā)現意味著王蒙的李商隱研究標志著新時期文學觀念的變化和對文學傳統的挑戰(zhàn)。

王蒙在不同時期的文學批評也遭遇了諸多質疑。進入1990年代，基于時代語境的變化、作家自身的政治情結與務實精神而展開了一場圍繞“文化”問題的積極討論，形成了眾說紛紜的“王蒙現象”。

關于“王蒙現象”，丁東、孫珉將其界定為是自1993年初以來，圍繞王蒙的《躲避崇高》等文章和對上海一些中青年學者呼喚人文精神的不同意見引發(fā)和延伸出的多種文化話題的討論，這構成了1990年代中期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熱點。32“王蒙現象”也因其復雜性與影響力成為1990年代以來最為矚目的研究議題之一。于此，吳炫、張鐘、陶東風等學者皆選擇純文化研究的路徑，集中探討了王蒙在當代文化建設中的角色、身份、姿態(tài)等問題。

吳炫對“王蒙式的忠誠”“王蒙式的批判”“王蒙式的創(chuàng)新”等文化現象進行了“否定式的批判”，認為王蒙那種來源于民族文化積淀的“忠誠”在某種程度上缺乏獨立的人格意識；“肯定性批判”具有“超脫性”“比較圓滑世故”；創(chuàng)作上的演變和出新只是對藝術形式的把玩，沒有嚴肅對待真正的社會現實問題。33在《城頭變幻大王旗——王蒙批判》34一文中，吳炫的言辭更加犀利，再次批判了王蒙式的“忠誠”與“批判”對創(chuàng)作技巧的限制。而在陶東風看來，如果“玩文學”“玩世”“游戲人生”是貶義詞，用在王蒙身上有失公允，作為褒義詞也過于“抬舉”。就王蒙所處的文化語境而言，他確實有用文學調侃政治的玩樂心態(tài)，但這種滿不正經的背后也的確是在認真地較勁，“他要我們面對現實關心當前而不是奢談人文精神終極關懷”35。陶東風力圖通過對王蒙的認識，揭示文化與時代、社會環(huán)境之間的關系，提醒我們注意文化價值建構中的中心與多元、物質與精神、整合與開放等關系。

三、文學觀念研究

王蒙大量的文學演講稿、對話錄、創(chuàng)作談、評論文章等，構成了王蒙豐富的文學觀念。研究者聚焦于王蒙七十年以來的社會生活與文學實踐，從社會學、心理學、文化學、美學的角度考察王蒙文學世界的生成路徑、文學觀念的發(fā)展變化，及其文學道路與中國社會的復雜關系，拓寬了王蒙研究。

兼有“作家的氣息與理論家的氣象”36的王蒙的文學觀念是極其豐富復雜的，研究者十分關注王蒙作品所體現的創(chuàng)作理念及風格的多樣性?！半s多的統一”37是研究者對王蒙創(chuàng)作風格和審美追求的普遍判斷，并不斷發(fā)現王蒙其人其作在政治上、文化上、人格上、精神上所折射出的多層意義?！半s多”具有開放性、包容性，是在多元環(huán)境中平等對待一切的博大胸懷，也是辯證、客觀對待一切的理性思辨。而“統一”，則是王蒙表現出的“一種價值選擇的走向，價值判斷的原則和交流互補的可能性”38。吳亮的“雜色”說、費振鐘與王干的“自立、開放、雜色”說、李廣倉的“焦慮游戲”說、畢光明的“容忍世俗”說等，皆從不同層面探討了王蒙“雜多的統一”的文學理念。如吳亮的關注點不僅是王蒙對創(chuàng)作的種種看法與見解，更強調其文藝觀念作用于創(chuàng)作實踐及對文壇的指導性意義，因為吳亮認為王蒙的創(chuàng)作是“唯人的”39，是對主體精神的探求。吳亮將探討王蒙創(chuàng)作的藝術表現引入了文藝思想層面的發(fā)掘，使王蒙的創(chuàng)作直接指向人們的精神世界，產生激勵、凈化的作用，從而振奮人心去創(chuàng)造美好生活。就此而言，“雜多的統一”的精神內核不單單是王蒙的文學觀，還是“王蒙哲學思想和世界觀在文藝問題中的體現”40。與之相對，李廣倉則由對王蒙文化心理和個性心理的分析引出王蒙不同場合下的各種面孔、各種文本、各種話語。他的《焦慮與游戲——王蒙創(chuàng)作心理闡釋》41從歷史文化的角度縱橫追蹤了王蒙創(chuàng)作心理如何由“單”而“雜”，并追索至貫穿王蒙創(chuàng)作始終的一個重要的藝術特征——矛盾心理。這種矛盾心理是強烈的民族使命感催生的“政治焦慮”（也是一種理想）與敏銳聰慧的個性氣質之間相互碰撞的結果。由此，一種既表達、緬懷又警惕、拆解政治理想的辯證的思想矛盾在王蒙的小說中超越了“非黑即白”的價值觀，使得文本自身的藝術表現更加駁雜、多元。吳、李二人對“雜色”的雙向考察很好地反映了王蒙精神世界的嬗變，在彼時的評論界產生了較大影響。

當然，王蒙的這種“焦慮”自然與政治上的震蕩脫不了干系，這使他一度處于無處發(fā)聲的“失語”狀態(tài)，因此，他是急于表達自己的，如何在構建政治話語的同時，進一步克服精神困境，尋回知識分子的身份是王蒙首先要考慮的問題。研究者不斷從王蒙的作品中尋找到“蛛絲馬跡”，以探視王蒙的這種心態(tài)。劉再復、於可訓、孫先科、沈杏培等從主體意識的視角切入研究，超越了純粹主題研究的局限性。劉再復在閱讀王蒙的《活動變人形》時獲得了新的審美體驗，認為 “倪吾誠”（的心靈歷程）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心靈歷程）的縮影42，王蒙對“倪吾誠”進行的“摯愛到冷酷的精神審判”43，是一種作家“審判”他人與“審判”自我的雙重“審判”的自主意識覺醒與主體性解放。劉再復揭示了新時期長篇小說的某種躍進——對人的價值的尊重，也初步顯示了對“文學主體性”的構想。需要注意的是，王蒙小說中有一類作品似乎塑造了與作家本人或親友對位性很強的人物形象，但王蒙是拒絕對他的小說進行“傳記”的命名的，44他曾說，“除寫新疆的《在伊犁》外，從來沒有什么原型”，盡管“有生活中某個人物某個事件的啟發(fā)”，但文本中的人物都是自己的創(chuàng)造與想象。45因此將王蒙的（部分）小說理解為自我意識的書寫“無疑存在著理論上與實際上的困難”46。

直到《王蒙自傳》的出版，這部被定性為“個人的‘當代史’，更是當代史上的個體史與個性史”47的著作，其中的部分紀實印證了這類作品的“傳記性”，也直接揭示王蒙從虛擬文本創(chuàng)作轉向紀實文本寫作的目的“在于追尋自己的來歷，界定自己的身份，尋找通向明天的途徑”48。那么，王蒙到底是如何尋找自己、界定自己的？溫奉橋、李萌羽在《論王蒙“自傳”》49中從“個體史”的角度深入王蒙復雜矛盾的心靈世界探掘王蒙自我形象的多維真相，探討了王蒙從革命的理想主義者到理性的經驗主義者的主體性尋找歷程。在他們看來，王蒙對自我的“定義”是有著從“審父”到“自審”到“思想轉變”的內在邏輯的，這就對應了劉再復所說的“審判”他人與“審判”自我。“審父”的本質在于“叛父”，即大膽地暴露家庭生活，這是王蒙選擇“革命”的最初動力，他找到了革命的“我”。“自審”則是深刻地自剖和反思自己某些愚鈍、懦弱的行為，以及不敢正視文化或人性的真相。由此，變得“復雜”的王蒙開始了中國傳統“恕道”的接受與學習，王蒙重新尋回了自己的文人身份，在文壇大放異彩。從“審父”到“自審”的過程，實際都是“自審”的過程，暴露家庭是暴露早期的“我”，剖析自我則是剖析成年的“我”，從這個層面來看，王蒙的主體意識由虛擬文本到紀實文本的轉變是不斷強化的過程，并更注重自我身份的確證。

而從總體上把握王蒙的主體意識的是於可訓的《王蒙傳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多有新見解、新闡釋。於可訓全面勾勒與評述了王蒙創(chuàng)作的全貌，既注重對作家人生經歷的研究，也強調其經歷對創(chuàng)作的影響，因而，在於可訓的研究視野中，對王蒙文藝觀念的研究包含了王蒙創(chuàng)作所表現出的主體性。他采用的是“以人釋文”（“傳”）與“以文釋人”（“論”）的研究路徑，實質上是對“以作家作品為中心”的傳統文學史研究模式的回歸與超越，50通過“傳”進入王蒙的作品，劃分出作家主體與作品主體兩個部分，借由“論”剖析兩個主體的辯證關系，文本中那些微妙的玄機和意蘊也就得到了較為明晰的闡釋。51由此，這種理論闡釋與具體個案互證、文學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相結合的“傳論”研究路徑進一步拓展了王蒙文藝觀念研究的學術視域。

此外，孫先科、沈杏培等研究者接續(xù)上述研究者的研究理路，縱覽王蒙不同時期的小說，將小說中的“自傳性形象”視為與王蒙對位的一個前提，對他們的歷史行狀與心靈脈絡進行了文史互證的探掘，進一步闡釋了作家探尋主體性的具體路徑，體現了王蒙對人的主體性的呼喚，從而建構出新的“人學”話語和新的價值向度。52

以主體性為重心的研究不再以一種既定的標準來框定作家的創(chuàng)作實踐，而是在具體的批評實踐中發(fā)現新的時代思潮和美學價值，在“理解的同情”與“否定的批判”之間建構起一種多元包容的批評話語體系。

四、比較研究

將王蒙置于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格局中，進行比較研究，推動了王蒙研究走向更寬闊的視域。

研究者首先對王蒙其人其作與中國古代先賢、現當代作家、學者進行了縱向的比較?；趥鹘y文化熱的時代背景，他們從王蒙與老子、莊子等中國古代思想家的比較研究中獲取“智者王蒙”形成的歷史根源，主要集中在莊子的哲學思想和美學觀對王蒙的文化人格、文學觀念的引導，莊子的文體風格、語言形式、創(chuàng)作方法等對王蒙創(chuàng)作風格的啟迪，以及王蒙對莊子思想的闡釋等方面的研究。張嘯虎的《王蒙與莊子》53辯證闡明了王蒙對莊子的繼承與創(chuàng)新。與此存在的問題是，王蒙的浪漫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無法從其理想主義的革命激情中剝離出來，其“蝴蝶夢”的人生體驗與莊子游戲人間的消極態(tài)度、孤傲情調顯然是不相通的。溫奉橋的《王蒙與道家文化》54一文，以王蒙對《道德經》的吸收為線索，進一步考察了王蒙與莊子的深層關聯，對二者在文藝思想、人生態(tài)度、文學創(chuàng)作等方面的異同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現代闡釋。作者的這一研究將學人對王蒙創(chuàng)作方法上的關注轉移到對王蒙思想之源的分析，突破了單一的藝術風格研究，使純粹的對比上升到了理論的高度，具有一定的啟發(fā)性。

關于王蒙與中國現當代作家的比較研究，以王蒙與魯迅的比較居多。對于王蒙與魯迅，學界呈現出三種觀點，一是將王蒙與魯迅置于截然對立的位置，批評王蒙對魯迅傳統的背離。代表性觀點如房向東的《相對于“褊狹”的“寬容”——王蒙與魯迅價值觀的歧異》55，其在比照王蒙與魯迅的價值觀時毫不留情地批評了王蒙的人格與文格，引起了學人對王蒙與魯迅兩種精神氣質——“寬容”與“褊狹”的持續(xù)關注與深入探索。二是認為王蒙的創(chuàng)作是對魯迅傳統的賡續(xù)與創(chuàng)新，王忠愈的《王蒙小說的現代散文化抒情血脈》56一文認為王蒙不僅承繼了魯迅的現代文化觀念，更堅持、延續(xù)了魯迅所開拓的現代散文、抒情小說的現實主義之路，在創(chuàng)作風格與表現形式上表現出無可比擬的多樣性特征。白草和張生也認為王蒙的作品尤其是小說對魯迅貼切自如地運用無人能及57。三是認為王蒙與魯迅盡管存在異同，卻共同構成了中國文學歷史的脈絡，通過對二人的比較能夠從一個側面發(fā)掘出時代與文學之間的關系，并從中探索中國文學的精神品格。溫奉橋的《后革命時代詩學——王蒙文藝思想散論》58、高玉的《魯迅與王蒙比較漫議》59等對王蒙比較研究都頗有新意。至于王蒙與其他作家，研究者也大多圍繞作品進行思想主題、人物形象、藝術手法等層面上的異同比較。如郜元寶就以王蒙的《王蒙自傳》為中心，比較了王蒙與胡適、陳獨秀、蔡元培、郭沫若、巴金、老舍、沈從文、魯迅、周作人、茅盾、夏衍十一位作家的長篇自傳的優(yōu)劣，對《王蒙自傳》給予高度評價，指稱其是“現代作家自傳理念的接續(xù)與充分實現”60。

還有研究者立足于世界文學視野，將王蒙與外國作家進行橫向的比較，體現出王蒙研究的世界性意義。唐煜松的《王蒙、米蘭·昆德拉兼及后現代》61一文借以王蒙與米蘭·昆德拉相同的政治經歷卻產生不同的創(chuàng)作形態(tài)來思考后現代的問題，認為王蒙未達到米蘭·昆德拉的高度，評價中肯。朱靜宇的系列論文主要圍繞蘇俄、美國、法國等國的作家與王蒙進行對比分析62，擴大了研究的范圍。

此外，王蒙研究以各種活動、方式展開。中國海洋大學開展了一系列王蒙研究活動：2002年4月，所屬該校的中國語言文化學院更名為文學院，下設有王蒙文學研究所，由王蒙擔任院長；2004年，王蒙文學研究所、王蒙研究全國聯席會議共同主辦了《王蒙研究》年刊，成為國內外王蒙研究重鎮(zhèn)。

五、王蒙研究的再拓展

在中國當代作家研究中，王蒙研究顯得格外突出，成果豐厚，某種意義上看，對其研究與作家的創(chuàng)作共同成就了王蒙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及獨特的價值和意義。然而，縱觀王蒙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對其研究還多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主要體現在：

其一，重復性研究較為突出。重復性研究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初期表現為對王蒙文學的社會功用的探討，彼時研究者深受時代語境之影響，社會—歷史批評作為首要的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特別關注王蒙其人其作對于社會現實的“干預”作用。1980年代中后期以來，就王蒙研究的整體狀況來看，選題及探討的問題相似度極高，研究者的興奮點多限于諸如王蒙與政治、王蒙與革命、王蒙與時代等話題，而真正將王蒙其人其作作為一種“現象”或給予文學史的整體性評價來研究，并不多見，特別是對王蒙研究中被忽略的散文、詩歌及作品的人民性思想、女性意識以及與中國當代文學及當代文學批評的關系等的研究，仍相當欠缺，更不失為促發(fā)王蒙研究新的增長點的有效路徑。

其二，缺少王蒙研究的學術史考察及批評史評價，王蒙與中國當代文學的關聯性被削弱。研究者多進行的是共時性的研究，忽略了王蒙研究七十年維度的考察，未能從王蒙與七十年歷史進程的緊密聯系中把握王蒙及其文學活動對中國當代文學的介入意義與建構價值。由此造成王蒙在當代文學史中的地位與當代文學批評史中的地位并不對等的境遇，諸多當代文學批評史63中王蒙是缺席的，從而導致王蒙自身的復雜性被有意或無意遮蔽。由此，研究者需加大對王蒙文學成就整體性考察的力度。2023年出版的《人民藝術家·王蒙創(chuàng)作70年全稿》61卷（包括附錄1卷）已將王蒙的創(chuàng)作及文學活動延展至2022年，這為王蒙研究提供了厚實的史料基礎，故學科史視野中的王蒙整體性研究迫在眉睫。

其三，“政治王蒙”大于“作家王蒙”與“學者王蒙”。王蒙與政治、革命的關系問題是王蒙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研究者常以王蒙的政治情結、革命情懷作為探討其人其作的“養(yǎng)料”，往往忽略了王蒙的文學成就，一些注重王蒙作品藝術創(chuàng)造的內部研究，也不可避免地“沾染”某些政治底色，由此帶來的偏頗是，過分強調“政治王蒙”使王蒙研究的泛政治化，并不利于王蒙研究的拓展。因此，如何把握王蒙的政治情結、革命情懷與文學、藝術的關系尤其值得探究。一方面，在文學本體研究中關注王蒙其人其作之原生性，延展“作家王蒙”“學者王蒙”的內涵；另一方面，更多關注王蒙《紅樓夢》研究、李商隱研究中尚未開掘或未能深挖的領域，注入新鮮血液，使“學者王蒙”研究形成規(guī)模。這既是對其“泛政治化”研究趨向的一種反撥，也是對王蒙長期以來堅守文學本心，探索文學文本內在生命向度的一種回應。

總之，王蒙研究需要以更加開闊的視野，展現其豐富的、鮮活的，既“雜色”又個性化的王蒙，使王蒙研究真正有助于當代文學批評史的建構與發(fā)展。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紅色文藝與百年中國研究”（項目編號：21&ZD260）、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紅色中國的域外書寫及傳播研究（1934—1979）”（項目編號：21AZW019）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王干：《關于王蒙的八個問題》，《王蒙研究資料》（下），宋炳輝、張毅編，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7頁。

2 蕭殷：《讀〈青春萬歲〉》，《王蒙研究資料》（上），宋炳輝、張毅編，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296頁。

3 李子云：《關于創(chuàng)作的通信：致王蒙》，《王蒙研究資料》（上），宋炳輝、張毅編，第317頁。

4 董之林：《論青春體小說——50年代小說藝術類型之一》，《文學評論》1998年第2期。

5 於可訓等編《文學風雨四十年——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爭鳴述評》，武漢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頁。

6 劉紹棠、從維熙：《寫真實——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生命核心》，《一部小說與一個時代：〈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溫奉橋、張波濤編，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45頁。

7 唐摯：《談劉世吾性格及其它》，《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 王蒙專集》，徐紀明、吳毅華編，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1頁。

8 《新華半月刊》記者：《關于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討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 王蒙專集》，徐紀明、吳毅華編，第379頁。

9 李希凡：《評〈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王蒙研究資料》（上），宋炳輝、張毅編，第284頁。

10 南帆：《反諷：結構與語境——王蒙、王朔小說的反諷修辭》，《小說評論》1995年第5期。

11 王春林：《政治與王蒙小說》，《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第6期。

12 郜元寶：《“說話的精神”及其他——略說“季節(jié)系列”》，《當代作家評論》2003年第5期。

13 陳駿濤：《發(fā)掘人物的內心世界——王蒙新作〈蝴蝶〉讀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 王蒙專集》，徐紀明、吳毅華編，第408—413頁。

14 閻綱：《小說出現新寫法——談王蒙近作》，《北京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0年第4期。

15 李春林：《東方意識流文學》，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92—148頁。

16 張德祥：《新現實主義的還原向度》，《文學評論》1990年第4期。

17 王干：《論王蒙》，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5頁。

18 郜元寶：《戲弄和謀殺：追憶烏托邦的一種語言策略——詭論王蒙》，《作家》1994年第2期。

19 陳思和：《關于烏托邦語言的一點感想——致郜元寶，談王蒙小說的特色》，《文藝爭鳴》1994年第2期。

20 郜元寶：《閱讀與想象——致陳思和，再談王蒙小說的語言與抒情》，《小說評論》1995年第3期。

21 22 王蒙：《王蒙文存：訪談錄；王蒙、王干對話錄》（第2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60、133頁。

23 劉蜀鄂：《論王蒙的文學批評》，《當代作家評論》1992年第3期。

24 王蒙：《王蒙文存：創(chuàng)作談、文藝雜談》（第2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15頁。

25 白燁：《王蒙文學批評之批評》，《文藝理論研究》1993年第2期。

26 王蒙、王干：《十年來的文學批評》，《當代作家評論》1989年第2期。

27 李家軍：《感受批評：王蒙的文學批評范式》，《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

28 馮其庸：《快讀〈紅樓夢〉王蒙評》，《紅樓夢學刊》1995年第4期。

29 參見何西來《他在鑒賞中的自我展開——評王蒙的〈紅樓夢〉評點》，《文學遺產》1996年第1期。

30 王蒙：《王蒙文存：論〈紅樓夢〉論李商隱》（第1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頁。

31 黃世中：《論王蒙的李商隱研究》，《文藝研究》2004年第4期。

32 丁東、孫珉編選《世紀之交的沖撞：王蒙現象爭鳴錄》，光明日報出版社1995年版，前言頁。

33 吳炫：《作為文化現象的王蒙》，《當代作家評論》1989年第2期。

34 吳炫：《城頭變幻大王旗——王蒙批判》，《中華文學選刊》2000年第3期。

35 陶東風：《從“王蒙現象”談到文化價值的建構》，《文藝爭鳴》1995年第3期。

36 曾攀：《文學氣息與文化氣象——王蒙文藝思想研究札記》，《當代作家評論》2022年第4期。

37 40 郭寶亮：《王蒙文藝美學思想散論》，《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期。

38 王蒙：《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67頁。

39 吳亮：《文學的選擇》，浙江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154頁。

41 李廣倉：《焦慮與游戲——王蒙創(chuàng)作心理闡釋》，《鐘山》1997年第5期。

42 43 劉再復：《論中國文學》，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第328、325頁。

44 46 孫先科：《一個歷史“跨界者”的形象“代言”——王蒙“自傳性小說”中的自傳形象與“代際”書寫》，《文學評論》2018年第2期。

45 王蒙：《王蒙自傳（第2部）·大塊文章》，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83頁。

47 張光芒、吳妍：《一個人的“當代史”——論〈王蒙自傳〉的自傳敘事及其自我形象的塑造》，《理論學刊》2008年第9期。

48 董之林：《以寫作反抗“幻滅”與虛無——有感于〈王蒙自傳〉》，《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

49 溫奉橋、李萌羽：《論王蒙“自傳”》，《文學評論》2008年第2期。

50 周新民、方瑩：《重現傳統文學史研究方法的光輝——評於可訓的新著〈王蒙傳論〉》，《南方文壇》2010年第4期。

51 賀紹俊：《讀於可訓〈王蒙傳論〉》，《文學評論》2010年第4期。

52 參見孫先科《一個歷史“跨界者”的形象“代言”——王蒙“自傳性小說”中的自傳形象與“代際”書寫》，《文學評論》2018年第2期。沈杏培《從“政治人”到“自由人”：王蒙小說中“人”的變遷及其危機》，《文藝理論研究》2022年第1期。

53 張嘯虎：《王蒙與莊子》，《當代作家評論》1985年第3期。

54 溫奉橋主編《老莊的流韻：王蒙與道家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55—72頁。

55 房向東：《相對于“褊狹”的“寬容”——王蒙與魯迅價值觀的歧異》，《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期。

56 王忠愈：《王蒙小說的現代散文化抒情血脈》，《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3期。

57 參見白草《王蒙與魯迅》，《當代作家評論》2019年第3期。張生《“王蒙風”與“魯迅樣”——談王蒙系列小說〈在伊犁〉的“樣式”》，《南方文壇》2021年第2期。

58 溫奉橋：《后革命時代詩學——王蒙文藝思想散論》，《當代作家評論》2007年第2期。

59 高玉：《魯迅與王蒙比較漫議》，《文藝爭鳴》2012年第4期。

60 郜元寶：《“感時憂國”與“救出自己”——關于〈王蒙自傳〉》，《名作欣賞》2008年第17期。

61 唐煜松：《王蒙、米蘭·昆德拉兼及后現代》，《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1期。

62 相關成果有《王蒙與蘇俄文學研究二題》（《文藝爭鳴》2007年第3期）、《倪吾誠與羅亭——王蒙小說的中外比較閱讀》（《文藝爭鳴》2009年第12期）、《王蒙與艾特瑪托夫——以〈雜色〉與〈永別了，古利薩雷！〉為例》（《當代作家評論》2012年第3期）等。

63 相關著作除卻古遠清《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1949—1989大陸部分）》（山東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單列一節(jié)“追求‘雜色’的王蒙”闡述王蒙的理論思想，其他著作如黃曼君主編《中國近百年文學理論批評史（1895—1990）》（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陳曉明主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第1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孟繁華《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1949—1976）》（春風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等，皆未討論王蒙的批評理論與方法。

[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