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節(jié)檔電影，《飛馳人生3》“斷層式領先”。而觀眾走出影院，爭論的焦點也已超越了“好看不好看”“為什么沒有女性角色”這樣的話題，直指一個更深層次的思考：在這個算法試圖計算一切的時代，人究竟要捍衛(wèi)什么？

從巴音布魯克到沐塵100，從一個人的孤膽傳奇到一群人的命運交響，當張馳（沈騰飾）和孫宇強（尹正飾）的賽車沖過終點線，贏得的不只是一場賽事，更是為“人”的尊嚴進行的一場保衛(wèi)戰(zhàn)?！讹w馳人生3》作為系列的第三部，沒有躺在前作的成功上復刻自己，而是勇敢地駛?cè)肓艘粭l全新的賽道——把“鋼多”與“氣多”之辯，搬上了海拔4500米的高原。這不僅是賽車類型電影的一次工業(yè)化躍升，更是在科技狂飆的時代里對個體意志、傳統(tǒng)技藝與人性光輝的一次深情回望。

“鋼氣之辯”中的人性之光

理解《飛馳人生3》的“野心”，首先要看它如何在三部曲的遞進中用賽車完成了一場關于集體與個體、科技與人力的思辨：

第一部的核心是“孤膽英雄”。有著傳奇經(jīng)歷的賽車“個體戶”張馳、一輛舊車、一條獨屬于他的巴音布魯克賽道，形成了傳奇性的古典英雄主義挽歌。人與車在極限邊緣達到某種純粹的和諧，最終以“縱身一躍”的悲壯完成自我證明。

第二部演進為“協(xié)作的雛形”。依然是個體性的老兵帶上新人，用組裝的奧迪車與之前的大眾車形成了形與神的“合體”，對抗裝備精良、來自大公司的科技電車。這是“土辦法”對“高科技”的一次反擊，雖稍顯吃力與狼狽，但也埋下了團隊的火種。

到了第三部，賽車電影的類型范式完成了關鍵的躍進：從“游擊隊”走向所謂的“國家隊”，只是這條路因充滿悖論而更具有傳奇性。

張馳被“中速天梯”計劃選中，以為可以代表國家隊出征，結(jié)果發(fā)現(xiàn)自己只是為資本“頂雷”的工具人。動力限制、權限封鎖、內(nèi)定運作這些現(xiàn)實職場里非常熟悉的“潛規(guī)則”，被赤裸裸地引入了比賽。資本與科技（AI）的合謀，即所謂的“后臺操作”，既是技術賦能，更是權力操控，這讓比賽變了味。車隊在利益面前重組、分化，張馳被迫回到個體，但兩組個體、兩輛車、兩條路看似都是原點，實則是一種帶有超越和創(chuàng)新的螺旋式上升。手動油車對智能科技，這是“動能回收”式的后發(fā)制人。當大車隊用資本喂養(yǎng)AI、用算法試圖窮盡所有駕駛可能時，個體的經(jīng)驗、直覺，甚至那點“不理智”的沖動，還有沒有存在的價值？這是對變異的集體主義和變味的家國敘事、功利性的科技萬能論的一次積極反思，最終落腳于對“手動”“傳統(tǒng)”和“人味”的謹慎樂觀之上，弗羅斯特《另一條路》的美與價值在電影里具象化。

導演韓寒的老辣或曰成熟之處在于，他沒有讓張馳停留在對抗自然極限的單純敘事里：第一部的對手是巴音布魯克的天險，第二部的對手是面對不公所生的心魔，到第三部，他面對的是更復雜的現(xiàn)實——那個由規(guī)則、資源和權力編織的隱形牢籠。沙溢飾演的百強對段奕宏飾演的安部長說出那句“我們控制不了車手，但是我們可以控制車”時，一個關于機器與人乃至更廣義上的“鋼與氣”的隱喻就此展開。

《飛馳人生3》引入了AI賽車技術給人類車手帶來的挑戰(zhàn)，顯然具有時代感與前瞻性。安部長認為賽車的核心在于車，而非人。他為百強的車隊研發(fā)了一套AI系統(tǒng)，以邀請頂尖車手參與測試為名，通過他們的駕駛數(shù)據(jù)“喂養(yǎng)”AI，以實現(xiàn)算法的快速迭代。這種敘事轉(zhuǎn)折，映射的正是這個時代的普遍焦慮——當個體的努力可以被快速迭代的科技輕易替代，當人生的賽道被看不見的手反復操控，我們該如何自處？影片給出的回答擲地有聲：真正的比賽，從來不在別人的賽道上進行。在冰冷的算法，甚至是轟鳴的引擎背后，最動人的還是“人味”。

最終，張馳憑借多年積累的經(jīng)驗與不可復制的直覺“手感”，跑贏了AI系統(tǒng)。但影片并沒有簡單地貶低科技或神化經(jīng)驗，而是呈現(xiàn)出一種辯證關系：科技確實可以提高一個人的技能——能計算出最優(yōu)路線，能分析出最精準的剎車點，但它無法提高一個人的心靈高度。影片的結(jié)尾意味深長：領航員與數(shù)據(jù)的配合，不是取代，而是共生。孫宇強憑借經(jīng)驗帶領張馳獲勝，但如果沒有科技的支持，他們也無法在極限賽道上生存。這種辯證思考，或許恰恰是當下AI焦慮需要的解藥——科技是重要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使用工具的人，人機結(jié)合或者人機一體是以人為主體的，哪怕科技能模擬一切，卻永遠無法模擬一顆渴望飛馳的人心。

“縱身一躍”時的人生價值

《飛馳人生3》一個可貴的地方，在于賽車情節(jié)、動作和場面的設計感與創(chuàng)新性。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應該說，《飛馳人生3》的“武戲”很有張力：拉力賽中兩人徒手進行野外極限換胎，引擎蓋彈起遮擋視線車手依靠路書“盲開”，兩隊個體車手從兩條賽道匯合之后用托舉、破風、拉尾煙的自我犧牲來相互成就，車手對抗AI等技術回歸手動操作制勝，這些高光時刻給足了賽車電影最需要的“硬核”鏡頭，把賽車細節(jié)、車手動作、比賽過程像拆零件一樣拆解開，又組合成一個完整動人的整體，《飛馳人生》系列能在1、2之后“再三”呈現(xiàn)這樣的高水準與新鮮感，讓人相信，非熱愛不可為也。

影片的高潮段落給予觀眾很大的爽感與高峰體驗，也促人思考。如果說反派依仗的是“器之利”——由AI精確計算、后臺實時干預的智能賽車，那么張馳與林臻東（黃景瑜飾）依靠的則是“氣之馭”。兩人在并道之后無須言語的互助，構(gòu)成了對人性之光的溫暖書寫。當林臻東自知無法取勝，毅然地選擇為張馳破風、推舉，甚至用尾煙阻擋后車時，這一刻的“自我犧牲”將個體友誼推向了集體榮譽的境界。這不是冷冰冰的數(shù)據(jù)模型能計算出的“最優(yōu)解”，這是只有人類才懂的“縱身一躍”、一種義無反顧的“人味”。

值得一提的是，“縱身一躍”在第三部里有了全新的詮釋：第一部的“躍”是生命的張揚與絕唱；第二部的“躍”是重生的掙扎，是老將與新星、過去與現(xiàn)在的合體；第三部的“躍”則是在更成熟與灑脫的犧牲與互助之中，對抗資本的權力與命運的不公。更有意味的是，這樣的“縱身一躍”不是一次性的激情發(fā)泄，而是來自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常堅持甚至沉默。那個出人意料但十分有效的“換輪胎”，是三人組經(jīng)年累月辛勤訓練的結(jié)果；面對媒體與大眾的指責謾罵，主人公只是平靜地說了一句“我也要干活了”，這句話里沒有憤怒的宣泄，沒有悲情的控訴，只有一個男人把屈辱咽下、繼續(xù)前行的沉默力量。

從第一部到第三部，張馳的尊嚴從來不是靠“贏”來維系的，而是靠“不放棄”。觀眾期望張馳沖線能贏，共情的其實更是像自己一樣的小人物不懼阻礙、不負熱愛，用平凡的人生守護的不平凡的尊嚴。如此，不被看見的堅守，才能在某一個時刻換來“縱身一躍”的高峰體驗與人生價值。

“平衡取舍”后的人文情懷

在視聽層面，《飛馳人生3》做出了頗具勇氣的戰(zhàn)略選擇。首先是實拍與虛拍的權衡。為了呈現(xiàn)沐塵100賽道的極限——99處急彎、1300米垂直落差、5類地貌混合，劇組深入海拔4500米的甘孜九龍，甚至不惜損毀萬元級設備進行高速實拍。這種對“物理真實感”的執(zhí)念，是對當下電影工業(yè)化過度依賴特效的一種反撥。當觀眾能清晰地聽見車輪碾過砂石的碎裂聲、車身擦過懸崖的金屬嘶鳴，那種“肉包鐵”的質(zhì)感應是綠幕特效很難達到的。

其次是節(jié)奏與剪輯的“文武之道”。影片最后四五十分鐘的賽車戲“量大管飽”，但爭議也隨之而來。喜歡的人認為這是沉浸式的極限體驗，是國產(chǎn)賽車片從未達到的專業(yè)高度；不喜歡的人則覺得過于冗長重復，文戲被壓縮成了“PPT式轉(zhuǎn)場”，喜劇元素退化成“調(diào)味料”。這種口碑的兩極，恰好顯露了創(chuàng)作者在“類型融合”上的取舍之痛。沈騰的“騰式幽默”依然在，但這一次，它為引擎的轟鳴讓了路。這似乎也是導演作為賽車手的“初心回歸”，想讓觀眾好好看看賽車本身。

最后是表演與類型的融合。沈騰收斂了過往角色中那種強烈的落魄感，更多展現(xiàn)了一個老將的沉穩(wěn)與堅定。黃景瑜的回歸、范丞丞的成熟、胡先煦與張新成等新血的注入，構(gòu)建起一個層次分明的賽車手群像。他們的表演服務于賽車的專業(yè)性，讓喜劇的“松”與賽車的“緊”在一種動態(tài)平衡中完成了敘事。

《飛馳人生3》既是商業(yè)感很強的類型電影，又似乎不是一部標準的“爆米花”電影，因為它有著明顯的專業(yè)門檻與執(zhí)拗的人文情懷。它的前半段節(jié)奏舒緩，略顯拖沓，對白的可讀性與趣味性也不太夠，后半段賽車戲又十分出彩。它在中國電影序列中的價值可能恰恰在于這種有著一定平衡感的“為觀眾考慮”與“不完全迎合”，平衡取舍的盾牌背后的“大殺器”實際上是包含了熱愛與責任、傳承與超越的人文情懷，這是另一個意義上的“人味”。

對觀眾來說，優(yōu)秀的系列電影往往也會使人產(chǎn)生一種情懷感，前作的良好口碑還會帶來選片上的安全感?！讹w馳人生》系列對中國電影類型化探索的啟示意義或許正在于：用作者性的專業(yè)和熱愛以及工業(yè)化的制作方式，把一些比較小眾的題材做深、做精，做出具有品質(zhì)感和辨識度的品牌，通過這樣“無功利的功利性”，獲得口碑和票房的雙豐收，這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作者系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教授、副院長，上海溫哥華電影學院執(zhí)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