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總是會栽種一些飄絮的樹種，時間到了，又逢風來，便漫天飛舞。有的悄無聲息地落在頭頂，有的落在車子的擋風玻璃上，讓人和車把它們帶到遠處。那些落在院子里的，被風吹得團團轉，是墻根把它們擋住，才消停下來。時日不久，墻根下就積了一堆，女主人潑一盆水，把它們濡濕了，粘成一團，再潑一盆水，直接就沖入水溝里去了。如果這些飛絮里的種子都能成活，這個城市早就成為一片森林了。幾十年過去，除了原有的這些樹，再也不見新的樹苗拔地而起——沒有哪一粒種子有在水泥地上扎根的力量，根扎不下，存活就是一個夢。許多的展開就是這樣周而復始，如一地借風飄絮，如一地落入堅硬的水泥地板，化為烏有。其實，一墻之隔的外邊就是濕潤的沃土，等待著新的生命著床于此，可惜，過不去了。有心者把飛絮收拾起來，漸積漸多，最后擠壓結實塞入一個布袋里，縫好。夜晚來了，枕著它安然入夢。不知道這個人在夜深人靜時，是否會聽到腦袋擠壓之下，枕芯里發(fā)出的微弱嘆息。

許多種子的命運大抵如此，由萌生到成熟，然后開始御風而行尋找生機。作為一棵樹只能如此，常年不變。但地面已經發(fā)生變化了，這使得落下來的種子無從知曉下面是柔軟的土壤還是堅硬的街市，只能下墜。

就像有人把自己的前程都憧憬好了，現實卻朝著相反的方向走去。這時，再好的憧憬也只好掛起來，作壁上觀。

蘇三是我小學時最有志向的班長。三年級的時候他就和我談了他的計劃，是要到京城讀著名的大學。當時班上的同學都是甕中醯雞，所知有限之至—— 一個連礦石收音機都裝不起的家庭，所知就是自己居住小巷里的人事，鄙俗閑話聽了不少，說起來都是無聊之至。蘇三的家庭從小就有拓寬他知識面的想法——這在當時是一件難事，他的父母有意于此，也就設法小心翼翼地展開，使蘇三比常人多知道一些，又控制在不知道太多這么個范疇內。蘇三和我說的一些事，都是我首次聽到的。我的父母不會知道這些，他們認為單純最好。蘇三知道的多，也就不輕松，精力都花在讀書上。那時下午課后我都要和隊友到球場上赤腳踢球。我比較善于防守，便擔任后衛(wèi)，踢到天暗下來才各自回家。蘇三是從來不出現的，他若上場，定是一把好手，可他卻早早回家。作業(yè)無多，課堂上聽好了，晚間在煤油燈下做起來還是很順手的，這也使我考試差不到哪里去，當然，和蘇三比是差了一些。我的想法無多，是我的見識局限了我的想法。對孩童來說，知之無多會更快樂一些，這些快樂使一個少年在球場上奔跑顯得尤其有一種野性，至于未來如何，我怎么都不會想到這個問題。后來蘇三離開了我這個班，比我提前一年進入中學。

很多年后的小學校慶，午宴時我與蘇三的母親同桌。聽到同桌的幾位老師夸我，蘇三的母親也不由自主地談起自己兒子讀小學時如何優(yōu)秀，只是同桌的人都沒有應和她，她便有些落寞。至于其中究竟，沒有人愛打聽，大家默默吃菜，讓時間過去。后來的幾次校慶我都沒有見到蘇三，畢竟小學時代已經過去太久，蘇三早已忘了和我說了什么，或許他是無意說，卻讓我有意聽了，記住了。我素來沒什么大期待，對以后的到來沒有什么準備。

這很像俗常的生活，一日日過去便好。

臨近新年時，有時記者會打來電話，詢問在新的一年有何計劃。他指的當然是散文寫作或者書法創(chuàng)作這些我的私有喜好。有的人會說上一通，先做什么再做什么，甚是嚴整。我情性里沒有這種規(guī)劃的本領，一地雞毛的日常生活，往往是待時日到了，才知道該做什么。一個人和一支筆的關系，手中沒有筆的時候，我腦子里一片茫然，眼前濃霧深鎖，總是要提起筆來，砉然天開。這時，也許就一下子寫出很多，停不下來。讀大學時，寫作老師曾提到本市一位老作家，每日于熹微晨光中起身，寫上五百個字便擱筆。此時即便文思奔涌也不再多寫，時日久了，居然成了一種自覺。這么做如同旁邊巷子里的一家私房菜，每日只做兩桌，絕不多做。這些都屬于有計劃的人，不枝不蔓，無盈無缺。這種類似教科書的經驗當然不適宜于我，原因很簡單：我早晨不寫作。我有晨跑的習慣，它要比寫作重要，一時也靜不下來。再說人的情趣忽高忽低，時起時落，無一定之規(guī)。寫作也是如此，“意去乍乘千里馬，興來初上九重天”，有時縱筆是不帶剎車的，挾海上風濤一般涌動。那些心緒退潮的日子，則做著不相干的事，毫無牽掛。這也使我有一搭無一搭地寫，或不寫，談不上節(jié)律。不同的是，前期的寫作會更有強迫性，當時為了自救，想從邊遠的山村進入縣城，便目的性很強，為實用而戰(zhàn)——如果能發(fā)表三五篇，必然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此前已有先例，是一位老鄉(xiāng)通過寫作實現的。奇跡沒有在我身上出現，反而是退稿越來越多?；氐匠鞘泻?，書寫失去了積極性，只是遣興，漫想漫寫，卻漸漸地能發(fā)表一些了。我想這應是自然而然的力量——天下事有意為之輒不能盡妙。古人此說，真可以成為座右銘。我研究過陶淵明的生活態(tài)度，前期是不自然的，又想歸隱又想仕途，進退反復，舉棋不定，這也是他內心最苦的時段，歸隱不甘，仕途上又不可能有所建樹，便處于掙扎窺視。至于最終辭官，書中都說是不愿折腰，然而先前已經在仕途上折腰了，何妨一輩子折腰，有哪個仕途中人不折腰的。還是要從人的天性來說，是天性勝了仕途之念，歸隱就落棋不悔了。史書上說江州刺史檀道濟來勸他出山，我以為是對陶氏的一種試探，畢竟陶氏時有偃臥瘠餒。但他還是拒絕，不再反復。緣于不易其守，筆下才有充沛的蔬筍氣。陶淵明是由彭澤縣城回到鄉(xiāng)村的，我是由鄉(xiāng)村回到城市的。陶淵明總歸是當過官的人，而我則始終遠離官場。我對陶詩文的喜愛在于文中的自適氣度，自適于農作，自適于書寫。有人說墻上要掛一幅字，什么內容會合適一些，我都說是“自適”——真如此，人就開心了。

一個人下筆寫久了，有的詞就用得多，有的詞就用得少，還有一些則是在個人的語言儲存之外的。有人曾和我說，他讀我的文章，感覺有些字眼是從來沒出現過的，若不是不會用，就是有意在躲避，肯定是有一些想法的。他順口說了幾個詞，我笑笑，沒有吭聲，但內心是同意他這種說法的。這也不是我的專利——我想每個書寫者大都如此，對某些詞句敏感之至，對某些詞句又遲鈍之至，少年時喜歡向上的詞性，中年以后則詞性大多是向下延伸的。常用漢字就是那么幾千個，看起來似乎很確定，使用起來卻全然是個人化的不確定。每個人自己寫自己的，守住自己這一攤的特色，包括自己的那些短處，就如袁中郎說的：“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即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闭f起來，一個人書寫的長處和短處都是連綴在一起的，不是說改就可以改掉。真改掉了，文章的味道也全然變了。讀過往之作，公卿大夫居廟堂之高，牧豎耕夫處江海之遠，各守其分寫去，不論高下，都是真情性，便可謂佳作。自守總是需要的，像陶淵明那樣，守住那片草盛豆苗稀的家園，內心才會有安全感。不少人的文字里都喜歡填入詩與遠方，似乎詩意在遠方才能生長。許多俗格就是如此生成的，遠遠不如當年梁簡文帝說的：“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庇性娨獾脑捹|樸而說，沒有比這更順耳的了。每個人都有自己固執(zhí)的一面，應對公共的那些規(guī)矩，它的好處是自守而不必解釋。《威廉·邁斯特的漫游年代》曾談到一個很自我的問題：“不需要鉆入地心，也無必要離開太陽系范圍，而是要干他喜歡的事，認認真真地干?！闭J同這一點的人大抵是不愛折騰的那一類，總是生活在一個地方，爛熟得毫無新意和生機。這類人不合群，做的都是單干的活計，也就不會做得太有規(guī)模。說來慚愧，我在大學里這么多年，從未申報過課題、項目，更沒有參加團體的學術攻關——合作是一些有合作癖的人的強項，每個人領了自己的那一份額，開始做去，盡可能在相互約定的日子里完成。這樣就不能太隨性愛寫不寫。太隨性就缺乏團隊意識，難以合作——想寫作自在的人就得有所警惕，早早避讓。我在自己能力范圍里寫，不外是小閑情、小旨趣、小意會。如果能寫得小中見大，那就遠遠超出我的初衷，這些細小的感受會使我筆法輕逸。每一個文士都想用筆來表達，或鮮明，或隱晦，人躲在文章背后，任人解讀。有文心就好辦，或雕龍，或雕蟲。像齊白石那般于纖毫之間，把草蟲的細節(jié)深入到精微，美妙無限。像法布爾那樣，把昆蟲寫得像自己身邊的人，這就可以了。他們的特點就是畫小的、寫小的，把小的無限量地畫好、寫好。

陳太太在一家制作生活用具的瓷廠工作，每日坐著只做一件事——給每一個瓷碗的邊緣打金線。金線一上，整個瓷碗就矜貴起來了，如同畫龍最后的點睛，就那么一下。未打金線的碗在徐徐旋轉著，她把手中的毫端蘸上金水，分量得宜，貼近，忽地一個，又一個，均勻婉轉。陳太太憑著畫金線的技藝謀生，功夫到了如此地步，也就簡單之至，使每一個瞬間都有收入。日子就是靠功夫來支持的，做得久了，一出手即成，毫無錯舛。她也全然可以進入庖丁解牛、郢人斫鼻這樣的故事里。一個人幾十年以這么一個動作出現，只要眼不花，指腕不抖，就可以干一輩子。沒有人鄙夷單調枯燥，和生計的實在相比，這些想法都要讓位。每個人在日子里頭都要充當重復的角色。由于有重復，一個人就可以不必世事洞明曲學阿世，只要重復積累力量，總還是有用的。像陳太太，每日就這么做，多做多錢，也不帶徒弟，沒人超得過她，算得上安穩(wěn)。想想自己也是如此，上課，下課，再上課，放學。日子水波不興地過去，重復又復重復，就是薄情寡義的人，重復久了，也爛熟起來。心情好時，我就在重復中加一些自己的理解，說得與教科書不同，讓課堂活躍一些。每個人的認知相差太多，遠比教科書生動，學生喜歡聽的，就是這些不尋常的、有些荒唐的聯想。反過來說，一個人沒有持久重復的經歷，而是不斷地跳槽，都在場面上浮光掠影，也就經不起追問。有人來問我一些問題，如果是專業(yè)領域的，就比較有把握一些——只是很奇怪，越來越沒有和人談專業(yè)的樂趣了。我以指腕執(zhí)筆是五六歲時的事，后來就放不下了，爛筆頭可以與智永相比。后來新技術出現，比如打字機，就是要取代爛筆頭的，篤定執(zhí)筆的人也就越來越少。時段的推進就是解決一個速度的問題——毛筆慢于硬筆，硬筆慢于打字。要是還喜歡研墨，那就更慢。但若只讓每個人保留一個愛好，那我還是會選擇手寫。手寫延伸出許多的不同，任何一張紙片，沾附著不同的情緒、脾性，它們都被我細心地收集起來，越堆越多。那一天整理一下，其中最早的是我二十三歲時寫下的“江南岸春風又綠，送我還何時明月”——那時在窮鄉(xiāng)僻壤，筆下有不小的感傷——寫在報紙上，墨色已淡，紙色昏黃，只是鉛印的日期依舊清晰。記得有一日博爾赫斯在劍橋的查爾斯河畔漫步，那時他七十多歲了，迎面遇到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與之交談起來，發(fā)現這個年輕人正是自己，只不過幾十年都沒見面，眷戀之情瞬間騰起。我不時也翻動舊日文稿，片紙只字里也遇到三十歲的我、四十歲的我。一個人重復久了，就會有一些重復作為成果留下。以后也許有用，也許沒用，都是變數。只有對這種手寫的重復的癡迷，倒是一個定數。

幾年前到一位學生那里看櫻花，是他女朋友來接我們。女朋友一襲長裙，笑意盈盈，渾身吐露清雅。櫻花綿延無盡，使人陷身粉紅之中難以走出。綻放的花瓣吹彈即破，風來，飄飄灑灑敷陳于道中，一路柔和。過兩年參加學生的婚禮，見到笑意盈盈的新娘，卻是另外一位了——人、事的選擇上也總是會有許多的變數，就像名山頂上護欄鐵鏈上的同心鎖，當時是由情侶共同掛上去，然后把鑰匙奮力拋下山崖，都有廝守不渝的心愿，以不變應對世間萬變。而后生變故，雙方可以找出許多的理由來辯解，也的確都合乎情理，使外人聽了覺得也很正確。和我一起當農民的一位女青年和當地的農民結婚了，我一直以為她會合時宜地在這里生活下去——她有語言天賦，來山村未久很快便學會本地語言，農活技能上手也快，我每日拿六個工分時，她已和本地的強勞力一樣拿十分了?；爻谴蟪庇縿樱亩烷_始松懈，不管不顧，回到了熟悉的城市，開始新的獨立生活。新的選擇，總是在適當的時候出現的，映襯著不同的生活態(tài)度。這些人漸漸老大，相聚時有意淡忘過往，只說目前。目前，才是最吸引人的，至少到了晚餐時刻，一起到大排檔去品嘗面線糊、菜粿、臘肉、鹵面，這些地方菜湯湯水水，都比大酒樓地道，然后各自回家。小安即歡——這一點，她們與普希金不同。普希金認為過去的既往可以成為美好的回憶——不知他說此話時年歲幾何，境遇如何。

張愛玲在《天才夢》里寫道：“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據說彼時她才十八歲，卻說出了如此滄桑的話，讓人感到的確有出生即成年這種現象——生理無異，成長緩慢而循規(guī)則，而精神卻不依常規(guī)突飛猛進，很快就搭建起自己的高地，不囿于俗常的迷障。華美的袍，始終都和蚤子無法分開，負載著許多蚤子前行。一些蚤子脫落了，一些蚤子又新生出來，沒完沒了。生命最絢麗芳華的時刻，有誰知曉此時千百蚤子的叮咬，疼癢難耐。

談到天圣年間文士以言語聲偶競相夸尚時，歐陽修甚為不滿，對蘇子美不顧他人非笑而作古歌詩雜文表示欽服，贊美蘇子美：“為于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边@樣的人不多，與廣大文士不在同一轍軌上，也就孤獨而行。隨風而為是歷來文士的常態(tài)，大家如此。我一直認為或是文士熱衷于分享所致。分享會越來越多，來聽分享的人也興致倍增，希望從中得到一些真經——畢竟分享的人都是一些成功者，分享就是奉獻秘訣。然而秘訣一公開就不再是秘訣，成了眾人仿效的方式方法。揚州八怪這些人聚在一起也是要分享的，使相聚有一些談資。分享歸分享，回家寫寫畫畫，又全然是自己手法，金農異于鄭燮，黃慎異于高翔。有人出外多年，來我家里分享一些他的體會。我泡茶給他喝，耐心聽著。相對而言，我是不善分享的，藝文之旅就是獨處，如果大家說一些與藝文相遠的趣事也好——現在不少聚會已經有離題之趣，這也使我樂不可支——閑時不談專業(yè)，應該成為一種要求，日子才會有意思。凡事自己摸索，反而會有許多與人差異的可能性；與人親近，可能性反而沒有?，F在看來，大學的寫作課幾乎沒有給我什么幫助，教科書一時也適應不了我長期走野路子的心態(tài)，達到及格已是甚為可觀了。等人離開學校，繼續(xù)用自己的方式探究，保持與當年寫作課的距離，心中的喜悅和自信就有所積累——寫奇了寫怪了都沒關系，反倒要警惕寫成教科書上說的那般。

每學期都會有一些時間住在這所大學的高層，房號1114，算不上吉利。此地本無人居，東海邊上，海風橫掃無礙，現在開發(fā)了，風勢依舊兇猛，撕扯門窗，發(fā)出長嘯，使人難以入睡。（風是看不到的，我是根據門窗被撼動的聲響來判斷風力大小，不知它何時止歇。）寓所前有個小山包，長滿相思樹，白鷺棲息。人近前時，白鷺騰起，做俯沖狀。大風無形，卻把它們吹得歪歪斜斜難以穩(wěn)立枝頭，而巢傾卵覆，已經一地雜亂，沒有誰會在風過后把它們重新安放回枝條上。我在講臺上就用風來說神采、氣韻、骨力，以虛說虛，否則真不知如何說起。六朝人筆下的書論，都是朝這個虛的方向走的，只能靠悟性、靈氣。一個人除了功夫的實在，總需要一些虛的，如風過，不沾滯一丁點塵泥。每年秋季都會有一些人被書法學院錄取或從此畢業(yè)，同時入校，同時離校，四年間指腕上的功夫差不了多少——手藝活就是這樣，坐得住冷板凳，就能有所收益。但靈性卻始終相差很遠，那種能從“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中悟出筆法的人一直無多。袁枚認為“鳥啼花落，皆與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飄風”，說明他是很看重文士的敏感的。我也很想遇到這樣的人，就在講臺上做一些測試，卻往往失望。古文士常生于長于草野世界，河聲岳色，蔓草荒煙，王雎鼓翼，鸧鹒哀鳴，也就多年少輕狂浪漫善感——我與同道說這些感受，他說對了一半，另一半，他就不肯實說。

時日奄忽，又一個飄絮時節(jié)到來。在閩江邊上走，美人樹枝頭上那些手雷一般的果實已到了極限，相繼爆開。細小的種子披著毛茸茸的翅膀溢了出來。風把種子吹散，滿世界飄浮，尚不知竟往何方，結果如何。

【朱以撒，福建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福建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顧問。著有《古典幽夢》《俯仰之間》《書法百說》等?！?/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