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道的道德形象，每個人的關注點不一樣，言人人殊，莫衷一是，這是自然的事情。言說者可以根據(jù)史料，裁剪包裝，將馮道“描述”為符合自己認識框架的樣子。但是，在描述馮道的過程中，言說者經(jīng)常引證他人，以佐證自己的命題。比如，最近有學友為了論說自己心目中的馮道，將顧炎武、王夫之等人拉入到自己的論證框架中，他們認為顧炎武曾經(jīng)為馮道翻案，并將顧炎武曾經(jīng)區(qū)分“天下”與“國”，作為推理依據(jù)。這種說法既不符合顧炎武的道德主張，也誤解了顧炎武的文本原義。

一、顧炎武不齒馮道

顧炎武對馮道的評判，史書俱在，不難檢閱。僅以《日知錄》和《日知錄之余》為例，檢視兩書中有關馮道的幾處引述，可以發(fā)現(xiàn)顧炎武并無為馮道辯白的意思。

其一，《日知錄》卷七《古者不為臣不見》，顧炎武說，“后世之人，必有如胡廣被中庸之名，馮道托仲尼之跡者”，此句將馮道與東漢時期“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的胡廣并稱，認為他們不過假借孔圣之名，逢迎君上，私懷利祿而已。

其二，《日知錄》卷十三《廉恥》開篇即引歐陽修《新五代史·雜傳第四十二》對馮道的評論，繼而引出“四者之中，恥尤為要”，“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等命題。顧炎武在此顯然同意歐陽修對馮道作“無恥”的評價。

其三，《日知錄》卷十八《李贄》引《神宗實錄》中禮科給事中張問達對李贄的彈劾疏，指責李贄“以馮道為吏隱”。顧炎武在按語中說，“自古以來，小人之無忌憚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贄”，他當然不會同意李贄對馮道作“吏隱”的高度評價。

其四，《日知錄之余》卷二《奴告主》引《新五代史》中的《史弘肇傳》和《李崧傳》，這兩篇傳記中記載了李崧被奴仆葛延遇誣告為謀逆作亂，自誣服罪，后經(jīng)朋友幫助，奴仆最終被殺的故事。馮道在此案中的作用是曾以“數(shù)經(jīng)赦宥”的理由，阻止誣告者受到處罰。

總之，在顧炎武的文本中，馮道的道德形象沒有被正面書寫。

二、被誤解的保國與保天下

有學友認為馮道在具體政治環(huán)境中，體恤百姓，照顧民生，符合顧炎武所說的“保天下”，而非“保國”的民本思想。他們引用《日知錄》卷十三《正始》中的這兩句話作為依據(jù)，“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薄氨撸渚涑?，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钡?，結合《正始》宗旨，將這兩句話理解為顧炎武主要闡發(fā)了民本思想，至少犯了三重理解錯誤。

第一，誤解了顧炎武所說的“保天下”。“天下”一詞固然有多重義項，現(xiàn)代學者可以根據(jù)自己的理解使用。但顧炎武自己說得清楚明白，仁義充塞、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為“亡天下”。他將魏晉時期正始年間稱為“亡天下”，并解釋道，此時“教淪于下”“天下無父無君”。也就是說，綱常淪喪、君臣失序、人獸等同是“亡天下”的核心內容。由此可見，在顧炎武的視野中，天下的核心內容是綱常秩序，而非百姓小民。只有在綱常的秩序中，百姓民生才能具有一定的位置，可以想見，民本是綱常的副產(chǎn)品，遠非核心內容。學友將“天下”理解為“百姓”，將“保天下”理解為“保百姓”，豈可說準確把握住了顧炎武的核心思想？

第二，誤解了顧炎武視野中匹夫與君臣的保國責任。

顧炎武沒有否認匹夫的保國責任，他區(qū)別了天下與國，但沒有將天下與國對立，事實上顧炎武在維護王國統(tǒng)治與維護綱常之間，沒有二選一的對立思維。他說，“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國”。在顧炎武的邏輯框架中，“保天下”與“保國”高度統(tǒng)一，以“保天下”實現(xiàn)“保國”是一條清晰可見的邏輯線條。

顧炎武沒有否認，也沒有減輕君臣的保國責任。在“保天下”與“保國”的對比中，似乎“保國”不如“保天下”責任重大，但是，國是天下的寄主，是天下的具體承載者，不言而喻，國當然重要，肉食者的保國責任當然重大。顧炎武沒有說“國”不值得去保，“亡國”值得贊頌。顧炎武表彰了眾多肉食者為具體王朝犧牲甚至殉國的行為，批評了歷代王朝中，諸多君臣沒有完成肉食者的“常職”。對于那些“相率臣于劉聰、石勒，觀其故主青衣行酒”的官員，顧炎武正面論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第三，誤解了顧炎武視野中君臣對風俗教化的重大責任。

匹夫對天下興亡負有一定責任，不意味著肉食者對天下風俗沒有責任。恰恰相反，顧炎武認為，相對于匹夫的責任，君臣等掌國者對風俗教化具有更重的責任?！度罩洝返谑砬拔迤奈恼?，分別論述周末風俗、秦代風俗、兩漢風俗、魏晉風俗、宋代風俗，里面陳述了君臣對風俗的正反作用。顧炎武在《廉恥》篇引羅仲素語，認為“教化者，朝廷之光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jié)；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可見，顧炎武贊同朝廷君臣對天下風俗的演變具有決定作用，這當然和孔子所說的“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相關。還以《正始》為例，顧炎武反問到，“國亡于上，教淪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屢易。非林下諸賢之咎而誰咎哉？”這里的“林下諸賢”是普通的匹夫百姓嗎？同樣，馮道當然不是簡單的“匹夫”，他顯然具有“肉食者”的政治屬性。馮道是否承擔起天下教化的責任，成為天下百姓效仿的道德榜樣，顧炎武有自己的答案。

三、被錯誤引證的顧炎武

顧炎武對馮道的認知和評判，受到時代的限制，不離綱?？蚣堋？傮w而言，他沒有為馮道翻案的文字，也沒有為馮道翻案的動機?，F(xiàn)代學友從民本的角度善意地理解馮道，引顧炎武為同調，情有可原。但從顧炎武所說的“保天下”和“保國”、“肉食者”和“匹夫”的命題里找依據(jù)，恐怕是南轅北轍，找錯了證人證言。一來，包括顧炎武在內的古代儒家思想家，多有民本思想，這點不可否認，但是民本之上，他們有更寬宏、也更在意的思想主旨。二來，顧炎武政治思想的性質，長期以來被宣傳為啟蒙思想，但是，對這一思想性質的判斷，并不能直接套用于顧氏對馮道等具體歷史人物的月旦。對顧炎武的誤解和引證，傷害了自身的論證效力，其結論也大打折扣。

顧炎武同時代的好多學者，比如王夫之，同樣沒有為馮道翻案。或許顧炎武等人誤解了馮道，但現(xiàn)代學人沒必要誤解顧炎武。顧炎武是清代實學的開創(chuàng)者，他求真務實的治學態(tài)度并沒有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