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一位當代美國自然文學作家曾寫道：“我總是想從細微之處來思索自然，那些人們每天面對的景色，從窗戶沿一條小路的方向望過去的景象，那些身邊的自然?！比欢谶@組系列文章（該系列自《書城》2024年4月號《心靈慰藉》始，至此篇結束）中所描述的五位十九世紀歐洲女性卻在一個多世紀之前，離開了自己身邊熟悉的環(huán)境，選擇了一條頗具挑戰(zhàn)性的道路，走向當時那個依然存在著荒野甚至野性的拉丁美洲。

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迅速發(fā)展的今天，我們重溫十九世紀五位歐洲女性前往拉美的跨洋之旅，嘗試著想象她們當時的無限憧憬，體驗她們所經歷的艱難險阻，分享她們在探險中的種種奇遇，無疑會給我們帶來心靈的互動。想想英國游記作家格雷厄姆（Maria Graham）、蘇格蘭探險家英格利斯（Erskine Inglis）、法國社會主義活動家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瑞典小說家布雷默（Fredrika Bremer），以及英國的旅游藝術家、攝影家、考古學家布萊頓（Adela Breton）。這些昔日的歐洲女性形象在我們眼前栩栩如生。她們前往拉美的跨洋之旅可謂是對自己人生的探尋，也堪稱是對自己身心的極度測試及挑戰(zhàn)。誠如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研究十九世紀英國文學的英語教授弗勞利（Maria H. Frawley）所述：“維多利亞時期女性的探險……主要是她們歷盡苦難，從而構建了她們的個性?！边@幾位前往拉美探險的歐洲女性所經歷的磨難，令她們逾越了限制女性成才之阻礙，同時，也以一種極富創(chuàng)意的方式，讓女性擺脫了作為家庭主婦的生活模式（《十九世紀前往拉美的跨洋之旅：歐洲女性的心靈朝圣》[Translantic Travels in Nineteenth-Century Latin America: European Women Pilgrims]，第207頁，本文作者譯；下文僅標注頁碼）。因此，這些歐洲女性遠離故里的風塵苦旅和漫漫長路，對她們中的某些人來說，成就了一種精神追求，一種高度個性化的通往自我實現(xiàn)的精神朝圣；而對她們中另一些人而言，這種跨洋之旅則是一種超越自我的探尋，是一種旨在探索新的邊疆及女性身份認同的可能性。閱讀并探索這種別具一格的旅行或探險，即便在當下，依然給我們帶來精神的愉悅及心靈的升華。

前往拉美探險的歐洲女性與赴拉美的男性所持目的也有所不同。男性探險者跋涉是為了尋求“天人合一”的自我發(fā)現(xiàn)。而女性探險者翻山越嶺、長途跋涉來到拉美新大陸則有著身體的強烈感受。她們不辭勞苦、遠渡重洋，擺脫了家庭的束縛，忍受了身體的不適及背井離鄉(xiāng)的孤寂感，為的是尋求新的知識。當男性探險者認為，跨越大西洋之旅在精神上打破了他們原本的各種固有觀念時，女性拉美探險游記則提供了一種別樣的文本——將女性探險者的身體置于她們所面臨的、被重塑的地理空間（第207頁）。眾所周知，某些風景及自然景物會激發(fā)人們獨特的心理感應，促使人們超越詞語層面上的驚奇，獲得一種由別樣的地貌帶來的全身心領悟。所以，此文所描述的女性旅行強調的是通過女性身體所體驗到的那種跨洋之旅的情感沖擊力。她們通過遠洋跋涉，運用身體隱喻展現(xiàn)出跨洋之旅的最終成果。

在這些跨洋女性的作品中，法國女作家特里斯坦的傳記《一個賤民的旅程》（Peregrinations of a Pariah）將她本人的拉美之旅生動地描述為以女性身體為中心的“奧德賽”。隨著特里斯坦身份的改變，其身體意象及身體對旅行的移情（displacement）及不適的反應也隨之變化。在墨西哥輪船上，身體的不適在她旅行寫作中反復出現(xiàn)：

登上我那個漂流的家一小時之后，我便開始暈船。我將不再向讀者描述這一番折磨，因為它的確是無聊乏味……它是一種永久的痛苦，一種懸在空中的生活。（第208頁）

特里斯坦上述經歷的敘述令人想起她游記中那個“懸在兩個巨大空間”（此處指天地之間）的主題。在《一個賤民的旅程》中，地平線的碧海藍天構建了敘述者此次跨洋之旅從啟程到結束的旅行路線?！拔沂枪陋毜?，孑然一身”這一表述極為形象地傳遞了許多女性在其旅行中所經歷的孤寂，與眾多歐洲英雄好漢所進行的以滿足其科學好奇心為目的的“孤獨的旅行”相比，這種孤寂更為令人震撼（第208頁）。

當特里斯坦在經歷海上的暈船及孤寂時，英國的旅游藝術家及考古學家布萊頓則在拉美攀登波波卡特佩特及伊斯塔西瓦特爾火山（Popocatépetl & Ixtaccíhuatl）。這兩座火山的山名源于墨西哥神話中一個動人的愛情故事。據說，一位部落酋長的女兒，美麗的公主伊斯塔西瓦特爾愛上了一個勇敢的武士波波卡特佩特。當這對戀人向酋長表明心跡時，酋長要求波波卡特佩特必須打敗與他競爭的部落才同意這樁婚事。為了和心愛的人在一起，波波卡特佩特奔赴戰(zhàn)場與敵人奮戰(zhàn)。但是，另一個求婚者在波波卡特佩特不在公主身邊的時候散布謠言說，波波卡特佩特在戰(zhàn)場上遇害身亡。年輕的公主信以為真，不久就悲傷而死。當波波卡特佩特凱旋后，悉知噩耗，悲痛欲絕。他抱著伊斯塔西瓦特爾的遺體登上高山，手持火把日夜守護于她身邊。眾神被他們的愛情深深感動，用冰雪覆蓋了二人，把他們變成了兩座相連的火山，永遠在一起。這個愛情故事被稱作墨西哥版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布萊頓就是這樣將自己置身于一種浪漫且憂傷的環(huán)境之中，給讀者留下了女性在拉美風景中的身影。她在搭起的帳篷前拍照留影，顯得剛毅頑強。她的身邊站著當地導游、她的精神伴侶索羅里奧（Pablo Solorio）。正是這位當地導游支撐著她完成了在墨西哥高原山區(qū)那些艱辛的長途跋涉。然而，作為藝術家，布萊頓并沒有將自己展示在她的藝術作品之中。相反，她似乎有意抹去她的藝術人格，比如，在她的附圖檔案的每幅插圖中，除了圖中常見的地點及時間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標記。這一點顯露出世紀之交的時代情懷。或許，依據自然文學的理念，我們也可以解釋為，布萊頓當時只是想將自然景物作為中心，而并非想突出自然中的人類。

十九世紀游記寫作中追尋自我的主題有著強大感染力，女性的朝圣之旅具有顯著的性別認同特征。此書選擇這幾位漂泊羈旅的女性作為研究的對象，實際上是在展現(xiàn)一種早期女性主義論述，無論是特里斯坦對婚姻制度的評析所顯示的走向新型性別范式的前瞻性主旨，還是布雷默在美洲旅行中所贊揚的領域分離論（the notion of separate spheres，主張社會有公共領域及私人領域之分，前者與政治、經濟及職場有關，被視為男性的活動范圍，后者與家庭、兒童及家務有關，被視為女性的活動范圍。兩個領域涇渭分明，互不干涉）都可體現(xiàn)上述論點。

盡管上述女性的經歷不同，但其跨洋的朝圣都是為了在新大陸重塑自己的女性身份，這是對女性共同境遇的一種肯定。這種肯定要么外化為具有社會聯(lián)系的社會群體，要么表現(xiàn)為一種極為個人化的內心追求（第209頁）。通過與當地上層克列奧爾人（即生于美洲的西班牙人后裔）及歐洲旅伴的頻繁接觸，以及與當地土著居民和非洲人那種短暫但至關重要的相遇，這些女作家將女性的社會境遇作為其旅行的核心關注點，進而形成一種身份的相互映照。以新大陸的高山與溪流為家，這些前往拉美探險的歐洲女性與美洲的女性建立起姐妹之情。這種情誼或是導致其自身性別認同發(fā)生變化，或是讓她們直面并共情于獨立后的拉美女性只得接受封閉狀態(tài)（如修女及被拋棄者）的命運。

這裹挾著他者（the Other）的凝視，伴隨著每位女性旅者所擁有的未竟的夢想、未達成的目標與未了的渴望，和她們一起踏上了漫漫旅程。所以，這跨洋的朝圣就成為一種走向內心、走向成熟以及探索自我意識的旅程。無論是通過與非歐洲群體的短暫接觸，還是通過與克列奧爾人同輩長期的和諧共處，這些女性旅者都重塑了自身的身份認同。她們紛紛拿起筆和素描本前往拉美的戰(zhàn)場或客廳，形成了各自富有創(chuàng)意的創(chuàng)作過程，塑造了一個個有自主意識的敘述者形象。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書寫成為女性探索自我主題的一種方式。同時，書寫又起到了同樣重要的記錄她們所經歷的事件之功能，因此成為一種“將她們自身載入歷史”的重要途徑（第209頁）。

在布雷默結束了古巴的旅行，回到美國南方時，她在“圣馬修”號蒸汽船上發(fā)出了另一番深情的表述。只不過，這一次并非源于對奴隸制屈辱感的回應，而是源于她在性別等級體系中自身的角色。由于船上有三對婚姻幸福的夫妻——布雷默將他們戲稱為三對“斑鳩”（在動物世界里，斑鳩多為“一夫一妻制”，終身相伴，象征“至死不渝的愛情”）——布雷默第一次與自己獨身的現(xiàn)狀妥協(xié)了。她全神貫注地看著一對久別重逢的中年夫婦并這般評述道：“在我眼中，他們儼然是這世上最幸福的人——唯獨我除外。我旁觀眼前這一切，上帝偏偏賜予我從他人的幸福中汲取歡愉的本領?！痹诓祭啄髞淼穆猛局?，當她穿越佛羅里達州南部的紅樹林沼澤時，她在獨自沉思中肯定了自己作為女性的獨特地位，感到自己完全與自然和神靈相契合。清晨，佛羅里達荒野中的一片片青苔布滿了露珠。這景色在她心中激發(fā)了第二個新的高潮時刻，這并非關于轉變的時刻，而是關于蛻變的時刻：

大地充滿了芳香。我親吻著綠葉上的露珠；我將露珠置于我的眼睛、眉毛上，這些生長在嶄新的、年輕的土地上的新鮮露珠; 我真想再次在這烏爾達圣泉（Urda-fountain，烏爾達圣泉是北歐神話中的一個神圣地點，位于世界之樹的根部，是眾神每日聚會和討論事務的場所，具有凈化和賦予永生的力量——本文作者注）中沐浴一番; 我淚流滿面……因為，我終于喝上了一口那清涼的瓊漿，為此，我曾在漫長的沙漠朝圣之旅中口干舌燥。我曾經暢飲——現(xiàn)在我依然從上帝取之不竭的泉水中汲取生命的豐盈，我依靠著神賦予我的翅膀而得以支撐。這世上還有誰比我更自由，更富有？（第210頁）

在那些以科學及慈善為目的享受自由旅行并以“孤獨的旅者”自稱的女學者中，布雷默堪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占據了她應有的位置。依據當時的傳統(tǒng)觀念，作為一個女性，她或許不應當獨自遠離故土，跨洋探險，但她并沒有為此做出習慣性反省，而是承認她的主要身份確實是一位女性朝圣者。

書中的另一位女作家——法國的特里斯坦則將自己描述為“一位在上帝與人類之間的女性中介人”，成功地建構了其自傳中的“我”的形象，為她的文本賦予了書寫權威性及宗教權威性（第210頁）?；蛟S，只有將她的越界行為轉變成一種天意使命，特里斯坦方能獲得連貫統(tǒng)一的作者話語權，同時彰顯其文本的真實內核及價值。如她所述：“上帝之王國就在眼前：我們將進入一個彰顯真相的時代?！币虼耍百v民”不僅僅是一個“社會邊緣群體”，而且還是一個極具表現(xiàn)力的發(fā)聲場所。她繼而寫道：“我將講述自己兩年的生活經歷；我將鼓起勇氣，說出我所遭受的一切?！睂⒆约航缍樯鐣栔刃蛭粗懂犞械倪吘壏胖鹫?，特里斯坦——這個女“賤民”，正是基于這種否定與排斥才獲得了書寫的使命：“那位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新大陸都被剝奪了參與所有社會活動權利的人……將這種剝奪變成了一種使命?！保ǖ?10頁）不論是將自己描述為一個離經叛道者，還是一個跨洋的旅游者，自稱為女“賤民”的特里斯坦在墨西哥之旅中將這一旅程描述為讓自己經歷蛻變的一次朝圣之旅。這也是一種兼具個人命運與文學見證雙重意義的角色定位。法國資深比較文學學者米肖（Stephane Michaud）對《一個賤民的旅程》贊譽有加，他評述道：“這本書首先講述的是一次成功的逆襲故事，通過這一過程，被社會排斥的過程逐漸演變成了自我認同的形成過程?！保ǖ?10—211頁）然而，將自我轉變成他者的強烈意識，或者說，特里斯坦的敘事立場中蘊含的越界意識，完全有可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為，一個沒有固定居所、漂泊于海上的女人，別無選擇，只能在內心深處重新塑造自我。所以，當特里斯坦將自己飽經磨難、刻骨銘心的經歷注入筆端時，她的傳記《一個賤民的旅程》就顯得格外標新立異，非同凡響。

與特里斯坦“賤民”的身份不同，蘇格蘭探險家英格利斯出生于蘇格蘭愛丁堡的貴族家庭，是墨西哥獨立之后第一位西班牙駐墨西哥公使的夫人。她來到墨西哥，在很大程度上是履行其公使夫人的職責。所以，她是以“自我分裂”（a split self）的視角來描述她這段女性旅行經歷的。當時的她遠離蘇格蘭熟悉的家園，很不適應新大陸的火山和峽谷地貌。她對家的渴望，并非指向她與家人在新英格蘭共同擁有的田園風光，而是追溯到了更久遠的過去——她祖先們的家園：

我想到了歡樂的英格蘭的圣誕節(jié)，想到我們家人歡聚一堂的往昔歲月，宛若軀體的旅行還不夠，于是我便開始了心靈上的旅行，思路飄向全然不同、遙遠且早已逝去的場景之中。睡時，我夢歸蘇格蘭；醒時，我卻在墨西哥！

這時，我們看到旅者英格利斯盡管努力嘗試著適應全新的環(huán)境，卻深陷身體和心理的混亂失衡。她以過去那些“圣誕魅影”與當下現(xiàn)實境遇時間差的形式來呈現(xiàn)上述情景。以家庭為根基的旅行經歷所產生的吸引力，深深地牽動著這位女性朝圣者的心。與其他浪跡天涯的維多利亞時代女性相比，英格利斯似乎是逆向而行的。因為，其他幾位歐洲的跨洋女性“都迫切想要在遠離故土英國的地方確立自己的身份，擺脫那里所奉行的與城市家庭觀念及性別規(guī)范緊密相聯(lián)的有關理念”（第211頁）。而對于英國女性旅者而言，對故土所產生的那種頗為矛盾的依戀，或者說愛恨交織的情感，充當著她們的精神緩沖及內在支撐，從而幫助這些女性旅者忍受背井離鄉(xiāng)、浪跡天涯的漫長歲月以及對于未知的歸宿的恐慌。

在幾位十九世紀歐洲跨洋女性作家中，英國游記作家格雷厄姆在離開巴西時所面臨的命運未知的困境令人唏噓。她停留的最后幾天，恰逢巴西皇帝佩德羅一世的生日慶典以及他加冕的周年紀念活動。格雷厄姆記錄了這一特殊時刻的親身經歷。她先是將巴西皇宮進行了一番描述，栩栩如生，才氣橫溢。然后，表明自己懷有能擔任皇室夫婦最小女兒的家庭教師的期望。為了實現(xiàn)此愿望，皇后指點她可直接給皇帝上書以表此愿。獲準為皇室效力后，格雷厄姆就啟程前往英格蘭，當時她原以為這只不過是個短暫的旅程，并非重返先祖故土的終極抉擇。

在英國女性朝圣者的引領下——她們的目的地是遠離帝國中心的遙遠之地——格雷厄姆的返程之旅本應是一次有益轉折，令其獲得一種全新的職業(yè)身份。她在那艘返鄉(xiāng)航船上所做的簡短航海記錄表明她已將巴西想象并描述為一處替代家園，在那里，格雷厄姆掙脫了束縛女性的枷鎖，終于可以自由地投入自己的寫作事業(yè)之中。她感嘆道：“我不受任何約束，只是行走、閱讀、寫作、繪畫，恰若在我的家中。”當航船駛過亞速爾群島（the Azores）時， 航道被強風所阻，直至有一天“兩股海風的交匯讓海面掀起的波浪高達任何船只桅桿的高度，波浪綿延成了一條長長的弧線”，展示出“我所見過的最壯麗且最恐怖的景色”（第211頁）。盡管格雷厄姆最終安全抵達英格蘭，但一種終結感與既定結局隨之而來，湮沒了她此次海外旅居所期盼的結果。對于格雷厄姆而言，自從一八二四年七月返回巴西去履行其新職務（大概指擔任皇室夫婦最小女兒家庭教師的職務）之后，僅一個多月，她便在不明緣由的神秘情境中離開了皇宮。如同法國的特里斯坦當初被驅逐出其叔叔在秘魯阿雷基帕（Arequipa）市的家庭親友圈一樣，格雷厄姆自始至終都沒能體驗到擁有新居的歸屬感與滿足感。然而，對于特里斯坦來說，家族的驅逐促使她終身致力于改善歐洲無產階級的生存條件，她的這種社會使命意味著她那永無止境的漂泊之旅，當她最后一次游歷法國時，這種流離失所的感覺尤為辛酸。與此截然不同的是，新大陸對于格雷厄姆的拒絕，標志著這條道路的結點，因為“從此，她再也沒有外出旅行”（第212頁）。

綜上所述，盡管當十九世紀幾位歐洲跨洋女性旅者書寫其各類的旅行隨筆時，她們的初衷都是為歐洲讀者而寫作，比如，格雷厄姆向英國讀者致意——“我的英國朋友們，此日記是正是為你們所著”， 但她們實際上也是在為所有不同地域和時代的讀者探尋一條可供遵循的路徑。作為文化的傳播者，歐洲女性的旅行不僅在地理層面上，也在時間維度上跨越了大西洋的鴻溝，使得當代讀者能夠通過多種途徑來想象自身（后現(xiàn)代）的漫游之旅。這也是此書的意義所在。

從二〇二四年四月開始寫這組關于十九世紀歐洲女性探索拉美的文章至今，將近兩年時間過去了。在這之前，我曾在《書城》上發(fā)表過關于“哈德遜河系列”的文章。寫那些文章時，幾乎篇篇都是得心應手，宛如我與原文作者攜手共游哈德遜河并觀賞其岸邊那壯麗的風景。然而，這組關于拉美的文章，對我來說則的確是一種挑戰(zhàn)。因為我對拉美的歷史文化背景并不熟悉。此系列文章中有關人類學方面的敘述及解釋，對我而言，則又是一個全新的領域。當然，由于幾位十九世紀歐洲女性的背景不同，而且她們前往的目的地是拉美，原文中時有法語、西班牙語及當地土著語出現(xiàn)，還有諸如非裔古巴人或古巴黑奴的語言及其充滿個性的土著舞蹈，寫作更具難度?？傊?，這個系列的文章難免有些不足之處，還望讀者海涵。然而，與此同時，我的心中也還是感到有所收獲。這組文章使我領略了拉美的風景及風土人情，令我想起了哈德遜河畫派從東海岸逐步向西海岸移動的情景，那也是從熟悉的環(huán)境向未知的原野不斷探索的過程，這個過程有艱難險阻，但也有驚喜與歡樂。同理，我在艱難的探索之中，也看到了別樣的風景，遇見了獨特的友人。所以，這個系列在某種程度上，也堪稱我心靈的旅程，是我與歐洲十九世紀幾位跨洋女性攜手探險，進行心靈對話的經歷。同時，我也獲得了以這些文章為橋梁與廣大讀者結識交友的機遇。我很珍惜這個機遇，它讓我心有所依，將思緒延伸至無盡的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