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歷史與哲學一直有濃厚的探究興趣，但記憶中每一次研習歷史主義理論的結(jié)果都有一種挫敗感。因為歷史觀念的復雜與纏繞，從來不亞于歷史本身。而且無論信任哪一種歷史觀，都會涉及這種歷史觀念的再歷史化。一旦如此，這些觀念就陷入說不清的窘境，更何況歷史“行行重行行”的無盡歧路本身。所以，與其糾纏于理論的一團亂麻，還不如將其落地為一種“重寫的實踐”。

自尼采而下，尤其是經(jīng)歷了精神分析學和結(jié)構(gòu)—解構(gòu)主義理論之后，勃蘭兌斯式的“認知激情”和文學史思維已難以為繼。宏偉的總體性想象以“心理輪廓”，即思想史作為出發(fā)點和問題旨歸的思維方法，無法再具有不容置疑的說服力。這給今天的歷史化和歷史敘事工作帶來根本性困境。美國當代理論家布魯克·威廉姆斯·托馬斯甚至尖銳地指認這些從哲學上反思和反對總體性歷史觀的思想。他認為由于尼采對于歷史主義的質(zhì)疑，“引起歷史主義內(nèi)部的一場總體性危機。這場危機因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導致的毀滅性后果有所加劇”，因此“如果歷史的展現(xiàn)不再引向一種統(tǒng)一的歐洲文化，而是一個破碎混亂的歐洲；不是引向一種更高的理性，而是歐洲文化之中的失去控制的、非理性的野蠻主義”，“那么歷史主義的假定就必須受到質(zhì)疑”，就會陷入“相對主義的無底深淵”（1）。

顯然，問題的另一面便是要不惜冒著某種“過時的”風險，來構(gòu)建一個可能的文學史敘事。而且這個敘事應該具備這樣的屬性：第一，它是對于自身思維與路徑保有自我質(zhì)疑的，是始終以自覺的清醒態(tài)度來反思其敘述的，這也決定了今后的“文學史寫作”應該同時成為“在寫作中討論和反思這種寫作”的“元文學史”；第二，它必須依然是維持總體性修辭的敘事，即每個單元和部分都是另外部分的相關(guān)聯(lián)者，具有高度的“共生性”和“泛互文”屬性，依然具有某種“準總體性”或“擬總體性”；第三，依然以“文化唯物主義”的態(tài)度，將文學現(xiàn)象的發(fā)生看作社會歷史運動的一部分，甚至就是社會歷史的產(chǎn)物。這將成為理解本期幾篇文章之方法論的合理性與意義的出發(fā)點。

“重寫文學史”曾經(jīng)是1980年代文學界和知識界走出精神藩籬的出路。那時的“重寫”是以文化的視野與歷史中的常態(tài)結(jié)構(gòu)，來改造過分政治化的敘述框架，以更接近歷史本身的面貌來重構(gòu)文學譜系，以此更新文學的價值體系。所以，“重寫文學史”也就成為新文學重建其“文學性標準”的實踐過程。歷史證明所謂“重寫”不只是為了證明“歷史永遠是在被重寫”的邏輯正確性，而是為了建立相對客觀和正確的歷史視野與思維，并且修復被扭曲的文學觀。因此，這是一次真正的“文學性的自覺”。

顯然，“當代文學的再歷史化”是在“重寫新文學史”基礎(chǔ)上的一次推進。我是在重讀洪子誠先生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修訂版）的前言時，忽然意識到這一點。它是由上一個時期過度強調(diào)了新文學的意識形態(tài)性而引發(fā)的一種矯正，對于“當代文學”來說，清理歷史遺留下來的“意識形態(tài)性的文學分類方法”，“采用新的時期概念”（2），即類似“20世紀中國文學”這樣的更加客觀的時間概念，意味著對歷史的一種還原。這才是“歷史化”的原初動機，意味著將這一時期的文學看作在某個時間點以后的“歷史語境中的文學”，而不純?nèi)皇且环N“具有意識形態(tài)的規(guī)定性的文學”。而今天的歷史化研究，似乎已經(jīng)更多地偏離了這一出發(fā)點，即不是反思這一時期文學的問題，而是為了重建這個年代文學的歷史合法性。所以，“當代文學史重寫”在某種意義上反而變成了一個歷史性的難題，或是一種循環(huán)。在如此背景下續(xù)寫1990年代，甚至世紀之交以來的文學的難度顯然就增加了。任何新的書寫嘗試首先面對與上述歷史的邏輯關(guān)聯(lián)，而這種連接比之“新文學”與“古代文學”之間的差異還要大得多。

我終于悟出了“新世紀文學的歷史化”的困難，即如何為這一時期的文學演化尋找一個合理而自洽的歷史邏輯，即便是又一次“斷裂”，也要找到歷史轉(zhuǎn)折的內(nèi)在合理性。而正是由于對這一歷史邏輯的含混不清，人們在建立“新世紀文學”的敘事邏輯時，才顯得如此猶疑和無力。

本期的3篇文章，如果簡單化地理解，可以認為是分別從散文、詩歌、傳記文學方面構(gòu)建“新世紀文學史”的嘗試。它們可能體現(xiàn)了某種共同取向，就是試圖獲得一個“并不完整和徹底的總體性”?；蛘哒f，這一總體性同時也是對于過去的總體觀的自覺反思與揚棄。相比之下，王兆勝的文章更具有方法的反思意味，力圖搭建關(guān)于新世紀散文寫作總體面貌框架的同時，對研究者所面臨的困境——前一個時期總體性視野的老化或缺位——也做了非常系統(tǒng)的討論，甚至還勾畫了一個理想的散文史寫作藍圖，強調(diào)對中國傳統(tǒng)的文章學，以及新文學傳統(tǒng)中的散文觀的傳承。這為我們了解和認識散文創(chuàng)作這一巨大場域的情勢與動態(tài)，提供了豐富的啟示。作為新一代學者，張偉棟同樣彰顯了新的視野和角度。對于新世紀詩歌，他沒有使用通常的社會學分析法，而是找到了一個新的具有全能性的影響源，即“技術(shù)—邏各斯情境”。這一“文明意義的歷史偏移”對于新世紀詩歌的整體投射與牽引、定義與影響，或許有劍走偏鋒之嫌，卻足以稱得上是一種“新的歷史編纂學”的實踐。如果福柯是將歷史的視野轉(zhuǎn)向了野史與非主流、非制度性記憶，那么“技術(shù)—邏各斯情境”則為新世紀詩歌找到了不同以往的邏輯線索，一個新的文明背景下另類構(gòu)造的草蛇灰線。

新型傳記文學的異軍突起，是新世紀以來最顯著的文學現(xiàn)象之一，這也許與“非虛構(gòu)熱”有交叉重合之處。在此意義上，申霞艷和曾莉雯的文章顯得有些“保守”，關(guān)于“城市傳記”“個人創(chuàng)傷性傳記”“女性素人的自傳”類型的分別描述，其實均是由個體生存與大歷史之間的錯位或共振的戲劇性關(guān)系所決定的，但對此種邏輯，論者因為可能的猶疑而規(guī)避了。

從本期起，筆者希望能夠后退為一個觀察者和對話人的角色，而不再自說自話。

注釋：

（1）〔美〕布魯克·威廉姆斯·托馬斯：《新歷史主義與其他過時話題》，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第77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2）洪子誠：《前言》，《中國當代文學史》，第15、16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