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三篇題材各異的短篇小說：趙志遠的《桃花紙錢》聚焦一起“失手殺人”事件的持續(xù)回響；王沛的《十六噸》講述都市青年的生存壓力以及逃離之后的空虛；高喧的《八神庵》以貯木場即將倒閉為背景，表現(xiàn)父輩在生存重壓下的掙扎和子輩在懵懂中的成長。三位年輕作者從不同維度呈現(xiàn)了以小說講述現(xiàn)實的可能

一

一談到“殺人”，我們自然想到的是壞人發(fā)起的蓄意謀殺，但《桃花紙錢》中的“殺人”則完全不同：殺人者是為了保護一個女孩而打死了一個惡棍。起初也沒想殺人，只是為了制止惡行，一切都是令人發(fā)蒙的。死者具體是誰，任何人都不知道，連殺人者都不知道，因為他很快就將其“塞進化肥袋子里了”。同在那幾天消失的，是一個叫“李生”的人。死者是誰？是李生嗎？殺人的事會不會暴露？這些疑慮影響了殺人者（張其林）和被欺凌者（“我”）的一生。

故事從“我”的視角進行講述，通過三次追述完成了對“失手殺人”事件的還原。小說一上來，男主人公張其林死了。于是，“我”從頭追述張其林的成長史。他從小就喜歡“我”，總指著“我”對別人說，“她是我以后的媳婦”，而“我”總罵他“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我”后來去縣里上中學，暑假回來找到張其林。在聊天中，張其林由李生的娘瘋了，聊到他們曾經(jīng)殺了人，有可能是李生，而且這事與那只叫作“黃豆”的狗有關。第二次追述是，前兩年，“我”去張其林家拿桃樹苗，由幾只狗的狂吠，聊到“黃豆死的時候也沒吭一聲”。于是，死者是怎么埋的，“黃豆”怎么死的，都得以詳細交代。而且，這兩件事之間有密切的關聯(lián)：張其林讓他哥幫忙挖一個大坑，名義是來埋“黃豆”，實際埋的是那個死者，但因此，“黃豆”也不得不死，是張其林和“我”親手殺死的，并隨手挖一淺坑埋了。第三次追述的發(fā)生，源于這兩日發(fā)生的一系列事件：張其林死了，他和“黃豆”在“我”的噩夢中出現(xiàn)，而且信號塔下挖出了一具尸體，有人說是李生。由此，“我”追憶起三十年前的詳情：“我”去割豬草，有人尾隨并試圖強暴“我”。張其林聞聲趕來，把施暴者打死了。

實際上，這三次追述，講的是同一件事情，如果處理不好，很容易顯得重復。那么，作者的巧勁體現(xiàn)在：每一次追述的側重點都不同，第一次點明“殺了人”，第二次聚焦“埋人”和“殺狗”，第三次追述“殺人原因”。三者串起來，正好可以拼合成事件的整體。更重要的是，每一次追述所依托的時間點都是不同的，不斷向前跳躍，這讓故事得以快速推進，第一敘事文和第二敘事文最終疊合。于是，最后剩下的疑問就是：那個死者到底埋在哪里？是信號塔下挖出來的這具尸體嗎？他是曾經(jīng)追過“我”的李生嗎？

謎底在“我”和朋友勝男來到桃樹林祭拜張其林真正的埋葬地時解開了。張其林的嫂子確認，信號塔下挖出來的尸體是李生，兇手是李生家的親戚，一個老光棍。另外，桃樹林里有兩座墳，張其林的嫂子說，大的是張其林的，小的則是“黃豆”的。當然，根據(jù)前面的講述，狗墳其實是埋葬當初的死者的。張其林在二十二歲時就在邊上挖好了自己的墳，并叮囑，他死后別叫任何人挖他的墳。他在桃樹枝上掛土包，除了為了墜枝，還起到標記某個具體地點的作用。這一切似乎都指向那個他當初失手殺掉的人。張其林從活著到死去，都在默默承載著一切罪責。

這是一篇講述不可講述之事的小說。除了張其林，“我”無法向小說中其他任何一個人談起這件事。它成為“我”和張其林絕不可能走到一起的原因，也是“我”和張其林從精神上無法隔斷聯(lián)系的原因。由此，小說通過追述，呈現(xiàn)出外人無法知曉的心理現(xiàn)實。

二

“逃離北上廣”，在一段時間里，成為了熱門的口號?！妒鶉崱吠ㄟ^綿密的敘述，講明白了為何要逃離。小說中的主人公和敘述者“我”，是一個“碼農(nóng)”。這一身份設定最契合我們大多數(shù)人的想象，他們是一群沒日沒夜工作著的人。小說前半部分以“我”周六到周一的生活為切片，呈現(xiàn)了北京“碼農(nóng)”的加班人生。周六在單位寫代碼寫到晚上十二點從而錯過了原先約定的聚會，周日上司隨時招呼著大家開網(wǎng)絡會議，周一即使病了也得堅持上班。時間上是不自主的，一切事情都得精確到秒?！拔摇睂@種生活倒也適應，可是女友擔心“我”的身體，加上北京高昂的房價，總跟“我”提起逃離北京的事?！疤与x”行動的真正落實，源于“我”身體拉響了警報——中風暈倒，住院手術。出院后，“我”和女友雙雙辭職。

逃離之后怎樣？起初，一切都是很美好的。來到大理，蒼山洱海間，晚風吹來清甜的空氣，吃不完的美食，逛不完的小攤，逗逗貓，看看書，身心徹底地放松了下來?？墒牵瑑H僅過了兩周，“無聊的新芽”“空虛之蟲”泛濫起來。這種“空”對于長期習慣被任務驅趕、用績效確認自我價值的人來說，不是自由，而是失重和虛無。“我”開始想念北京生活的那種忙碌與充實，“總感覺身體的某部分留在了那里，也許還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于是，“我”決定回北京。這對女友來說，簡直不可理解：身體根本受不了，跑回去干嗎？之前答應休息好就去成都發(fā)展，怎么就突然變卦了呢？

從更深層次來說，小說其實寫出了一種新型的主體：系統(tǒng)不僅占有了他的時間、健康，更馴服了他的欲望和快感結構?！拔摇弊罱K決定收拾行李，“兀自朝著令人費解的場所進發(fā)”，證明了系統(tǒng)的塑造力是如此徹底。“我”已經(jīng)離不開這個系統(tǒng)，正如小說開頭引用的歌詞，“圣彼得請別再呼喚我了，我不能走/我已經(jīng)將靈魂抵押給了公司商店”。如果說，“我”是被系統(tǒng)塑造的個體，那么，女友則是這個系統(tǒng)的有力批判者。她喜歡文學藝術，動輒引用卡夫卡、大江健三郎等人的金句來勸說“我”。這帶有一種以人文精神來進行社會批判的意味。

三

一讀《八神庵》，就聞到了一種“新東北文學”的味道。小說以子一代的視角展開敘述，從蛛絲馬跡勾勒出東北林業(yè)小鎮(zhèn)在時代巨變下的困頓與掙扎。技術員陳樹和兒子陳比，生重病的常懷林和兒子胖子常，秦副廠長和兒子秦剛，三組人物關聯(lián)起三個家庭。其中，常懷林知道自己時日不多，就想著用自己的生命幫兒子最后一把——制造事故換取撫恤金。他找到了秦副廠長，謀劃了初步的框架；又找到師父陳樹，讓他協(xié)助完善相關的細節(jié)。這是父輩之間的一場“交易”。陳樹自然不想介入其中，但出于對徒弟一家的愛與憐憫，他妥協(xié)了。秦副廠長參與這場“交易”的原因，小說并沒有明說，但根據(jù)上下文背景，大概是為了掩蓋貯木場衰敗的根本原因，并加速推進其破產(chǎn)重組。

子一輩之間，經(jīng)歷了由相互隔閡到相互理解的過程。起初，身份的差異和父輩的立場將少年們割裂。陳比和胖子常屬于“這邊”人，秦剛則屬于“那邊”人，幾乎不往來。由于父親都還保有工作，陳比和胖子常被同學譏為“小漢奸”。因此，陳比怕引火燒身，也不喜歡和胖子常同伙。胖子常被欺負時，他躲得遠遠的。秦剛是破局的關鍵人。陳比在游戲廳被搶劫，秦剛幫他討回公道，請他和胖子常玩游戲、吃東西，還教胖子常更靈活地使用“八神庵”這個游戲角色。特別是在貯木場的廢墟上，秦剛揭開了爆炸事故背后的疑點和隱情。

小說的深刻之處在于，它并未讓子一代簡單地繼承或顛覆父輩的邏輯，而是讓他們在父輩世界的影響下，被迫提前直面成人秩序的全部殘酷與復雜。其中，“八神庵”這一核心意象，有著豐富的意蘊。在游戲世界中，它是胖子常渴望強大與勝利的象征；在常懷林這里，它是父親留給兒子的愛與陪伴；最終，燒焦的八神庵殘骸被拼合，象征著三個少年基于共同承受的傷痛與對真相的認知，結成了相互之間的理解。由此，小說將宏大的時代背景濃縮于一對師徒、幾個少年之間，通過精準的細節(jié)、復雜的人物和富有象征意味的敘事，完成了一曲沉重而有力的時代之歌。

四

由這三篇小說，我想到了一些共性的問題。有人認為，作家的創(chuàng)作大概可以分為經(jīng)歷型、觀察型與想象型。“經(jīng)歷型”主要寫自己的經(jīng)歷，寫自己的故事，寫自己的情感；“觀察型”主要是寫他人的故事，這故事是觀察而來的，當然也會注入創(chuàng)作者的個體情感；“想象型”主要體現(xiàn)為題材內容的超拔、飛躍，與現(xiàn)實生活缺乏“形”的關聯(lián)，但又與現(xiàn)實有“神似”之處。這種分法可能不大嚴謹，有相互交叉的部分，但可以作為我們討論問題的框架。

《桃花紙錢》像是一個“觀察型”的作品，但作者通過第一敘事文（主體敘述）和第二敘事文（追述）的有機結合，將故事講述得真實生動，仿佛自己親身經(jīng)歷了一般。它通過講述一個殺人事件，表達一種愛而不得卻始終深度關聯(lián)著的細膩情感。小說沒有任何廢筆，前文提到的任何一個人名、任何一個細節(jié)，到后文都得到有效回應。《十六噸》大體可以算作“體驗型”的作品。作者寫的這些事情，很多青年人都經(jīng)歷過，至少有過類似的體驗。體驗型作品一般面臨如何將個人體驗上升到普遍情感的問題。這篇小說我覺得正好相反，它寫的很多細節(jié)和情感，是我們大家共有的，因此，它自然而然地具有了普遍性，但也缺乏一種陌異性。《八神庵》則“體驗型”和“觀察型”兼具，但很顯然，作者受到了以往“新東北作家”作品的影響，一些人物的性格轉變、一些情節(jié)的起承轉合也有值得不斷完善之處。但無論如何，這三篇小說都證明，小說能夠為我們打開現(xiàn)實生活的另一面，特別是打開人物內心世界的精神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