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年的北京是一座官氣十足的城市，辛亥革命后建立起來的北洋政府，雖然搭起了議會政治的架子，但骨子里仍不脫清朝官僚政治的氣味，日日以黨派紛爭名利奔競為要事。官僚政治本帶有享樂主義的色彩，選色征歌、酒食征逐被視為尋常。參眾兩院設于宣武門內(nèi)的象房橋，毗鄰南城，而南城向為北京的繁華所在，除了前門附近的酒樓飯館，虎坊橋以北的八大胡同，還有1914年政府為裝點首都門面建設的聚集各種娛樂設施的香廠新市區(qū)，都是議員們經(jīng)常出入的場所。北京的官氣不僅彌漫于政界，教育界、新聞界亦免不了受熏染。以全國最高學府著稱的北京大學的學生們，也是八大胡同的?？?。北京的報館多設于宣武門外，與參眾兩院只隔了一道內(nèi)城城墻，報紙輿論往往為不同的政黨派系所把控。在有識之士看來，彼時北京實充滿了污濁的空氣。

1916年袁世凱自稱為帝，北京的政治生活腐敗到了極點，6月6日袁世凱去世后，黎元洪繼任總統(tǒng)，國會恢復，略有復蘇的氣象，新聞界的反應最敏感，一時復刊和新辦的報紙就有七十多家。但大部分報紙仍舊延續(xù)著此前的惡劣狀態(tài)，“或流為政黨之工具，或淪為謀利之機關(guān)，十有八九，了無生氣”。1916年8月，研究系領(lǐng)袖湯化龍在京創(chuàng)辦《晨鐘報》，設館址于宣武門外丞相胡同，并邀請時在上海的李大釗赴京出任總編輯。李大釗在《晨鐘報》上呼喚“青春中華之創(chuàng)造”，寄望于青年打破陳舊僵化的時局，但僅過了一個多月，就因卷入研究系與國民黨的政治紛爭而被迫辭去總編輯之職。民國初年，像李大釗這樣的新式知識分子，大多依托報紙、雜志參與思想文化建設，但在北京的政治氛圍下，想要獨立地發(fā)表見解指導社會并非易事。1917年1月，章士釗在北京創(chuàng)辦《甲寅日刊》，又邀請李大釗和高一涵擔任編輯。章士釗此前曾在日本主編《甲寅月刊》，在思想界影響不小，李大釗和高一涵都是和他一起辦刊的老朋友，出手襄助自是義不容辭。但此時章士釗還有一重參議員的身份，言論上不可能放言無忌，他與李、高兩人在思想上也出現(xiàn)了分歧。等到了1917年6月張勛的辮子軍進京的時候，李大釗就宣布脫離了《甲寅日刊》，不久該刊也停刊了。北京的政治氣候和格局對知識分子言論事業(yè)的影響可見一斑。

1917年北京的政局仍舊動蕩不安，先是總統(tǒng)黎元洪和總理段祺瑞在對德參戰(zhàn)問題上發(fā)生分歧，造成“府院之爭”，不久以張勛為首的督軍團乘機介入，釀出7月份的復辟鬧劇，雖短短十二天即告收場，但對新式知識分子仍造成了不小的沖擊和刺激。不過比起袁世凱當政時期，知識分子言論和活動的空間還是增大了。1917年2月，李大釗在《甲寅日刊》上發(fā)表《回春之北京》一文，對比當年和前一年北京的新年景象，感慨“此枯寂陳腐黯然陰霾之北京，居然與勾萌甲坼蟄動昭蘇之群生，共呈回春之象焉”，對北京之未來仍抱有希望。如果說1917年北京的新聞界仍不見太多起色的話，教育界倒確實呈現(xiàn)出嶄新的氣象，尤其是蔡元培治下的北京大學，日益洗脫其官僚養(yǎng)成所的面目，顯出活潑潑的生機來。地處東城的北京大學，逐漸成為新的文化運動的中心。

20世紀初，北京大學周邊的文化空間（張楠繪）

蔡元培出長北京大學，可謂眾望所歸。1916年9月，當時的教育總長范源濂給旅居法國的蔡元培發(fā)去電報，敦請其擔任北京大學校長。1917年1月，蔡元培走馬上任，在就職演說中首先提出要“抱定宗旨”，強調(diào)“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學生不可抱升官發(fā)財思想。為此，蔡元培對大學學制做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此前學生為畢業(yè)后求取官職計，多選法科，蔡元培則大力發(fā)展文、理兩科，努力造成講求學問的風氣。特別是在文科方面，舉措尤為得力，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就是聘請陳獨秀出任文科學長。

與章士釗、高一涵熟識的陳獨秀當時正在上海主編《新青年》，同樣是以言論事業(yè)為己任的新式知識分子，陳獨秀與實際政治的距離要更遠一些。1917年1月，陳獨秀接受了蔡元培的聘請，同時把《新青年》也帶到了北京。他住在箭桿胡同9號，就在北河沿的北京大學法科旁邊，這里既是他的居所又是《新青年》的編輯部。北京一般的報館都設在宣武門外，《新青年》的編輯部卻挨著大學，這種空間上的差異意味深長。以后的歷史證明，校與刊的結(jié)合對兩者都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新文化運動的動力就蘊藏在其中。

《新青年》自創(chuàng)刊時起，就申明“批評時政，非其旨也”，有意不直接介入現(xiàn)實政治，這在當時的政論刊物中頗為另類?？v覽《新青年》的前幾卷，除了一般輸入西學新知的文章外，涉及領(lǐng)域非常廣泛，即便是論及孔教、憲法、歐戰(zhàn)等時政話題，也多從原理和價值觀的層面切入，這跟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不無暗合之處。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5號上刊出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次月陳獨秀又發(fā)表《文學革命論》，文學革命的序幕徐徐拉開。這兩篇文章在北京大學學生中間反響不小，《新青年》也逐漸引起學生廣泛的注意。更重要的是，一些《新青年》的作者也經(jīng)陳獨秀的介紹進入北京大學，進一步推動了校與刊的結(jié)合。

1917年9月，剛從美國回國的胡適來到北京大學，受聘為文科教授，教授英文文學及中國古代哲學課程。有意思的是，胡適初來北京，是和高一涵同住在朝陽門內(nèi)竹竿巷4號，此地正是1917年上半年高一涵與李大釗在北京的寓所。張勛復辟后，李大釗離開北京，胡適搬來后便住在空出的房子里。同年夏天，《新青年》的老作者劉半農(nóng)也受聘擔任北京大學預科國文教授，住在離陳獨秀不遠的北河沿法科教員宿舍里。此時校長蔡元培則住在同屬東城的遂安伯胡同。這樣，在北京大學及其周邊，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文化空間，它給陳腐污濁的北京城帶來了一抹新鮮的亮色。

與此同時，在教育部所在的宣武門一帶，另外一處新的文化空間也在悄然形成。教育部在宣武門內(nèi)大街西側(cè)，正好在眾議院的北邊，然而比起眾議院來，教育部只能算是個清水衙門，不少部員居住在宣南地區(qū)的會館，過著清苦的京官生活。供職于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的魯迅即是其中之一，他住在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縣館里，部中公務清簡，暇時魯迅便流連于附近的琉璃廠，購買書籍、碑帖及拓片，回到會館便以抄校古碑遣日，雖寂寞卻不以為意。然而，北京大學的變動也使他平靜的生活起了漣漪。蔡元培既是他的同鄉(xiāng)，又曾是他的老上級，因為要改革北京大學的文科，添設古希臘文學方面的課程，便托魯迅請他的弟弟周作人到北京大學任教。1917年4月，周作人就北京大學之聘，但仍和魯迅住在紹興縣館里，日日往返于兩地之間，來往的路線多少年后仍記得極為清楚。這一年的8月，魯迅還應約給北京大學設計?；請D案，一直沿用至今。不過整個1917年，周氏兄弟和《新青年》還沒有發(fā)生直接的關(guān)系。

20世紀初，教育部一帶的文化空間（張楠繪）

那時候時常到紹興縣館來找魯迅的還有錢玄同，他們當年在日本時曾一起聽過章太炎的課，也算是知交了。錢玄同當時同時兼任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國文部和北京大學文字學教授，并已深度參與《新青年》上有關(guān)文學革命的討論。不過他大部分時間住在南新華街高師的教員宿舍里，與他琉璃廠西北園的家只有一街之隔，離魯迅住的地方也不遠。錢玄同拜訪魯迅的目的之一，就是催他給《新青年》寫稿，終于在1918年初催出了魯迅的《狂人日記》，為新文學奠下了第一塊基石。

教育部與新文化運動的關(guān)聯(lián)不只有魯迅這條線，更重要的或許是國語研究會的建立，它同樣是袁世凱去世后政治空間的松動和教育界的活躍的表現(xiàn)。教育部中黎錦熙等人有感于民智的亟待開啟，覺得最迫切需要解決的還是文字問題，于是1916年8月發(fā)起成立國語研究會，提倡言文一致和國語統(tǒng)一，主張用教育部的權(quán)威改國文科為國語科。會所設于北半截胡同旅京江蘇學校內(nèi)。1917年2月，國語研究會在宣武門外大街學界俱樂部召開第一次大會，推舉蔡元培為會長。也正是在這次大會上黎錦熙第一次見到了錢玄同，兩人后來成為國語運動的主力。除了錢玄同，此時遠在美國的胡適也寄來了申請入會的明信片，為此后國語運動與文學革命的合流埋下了伏筆。

以教育部和北京大學為中心形成的兩處新的文化空間，開始賦予北京一種新的形象。這也提醒我們新文化運動在北京的展開，主要依托的是新的教育體制。到了1917年底，北京大學的面貌已經(jīng)煥然一新，各種學生社團紛紛涌現(xiàn)，《北京大學日刊》也于11月16日創(chuàng)刊。一度離開北京的李大釗此時亦進入北京大學，出任圖書館館長，第二年高一涵也到北京大學來當教授了。原先托身于新聞界的新式知識分子為大學所吸納，說明新式知識分子已經(jīng)找到了新的舞臺。到了1918年，《新青年》幾乎完全與北京大學融為一體。借助于大學的資源，新式知識分子得以從思想文化的根本處重新鍛造對政治的理解，并通過學生群體將這種政治在社會層面上付諸實踐，這是一種完全不同于民國初年政黨政治的新政治，也是新文化能夠“運動”起來的內(nèi)在動因。而以國語研究會為代表的教育部中的新力量，則在很大程度上為新文化運動的合法化提供了體制的保證，尤其是白話文作為正式書寫語言的地位的確立，后來正是依賴教育部的權(quán)威法令。在1917年的北京，新的教育體制和文化空間中聚集起來的能量，即將改變中國的文化版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