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先生于1934年發(fā)表的話劇《雷雨》被譽為中國現代戲劇的經典。它以復雜的家庭關系、深刻的人性刻畫和強烈的悲劇色彩令人矚目，并被多次改編、不斷演繹。近日，由北京市曲劇團有限責任公司出品，王新紀改編、李伯男導演的北京曲劇《雷雨》，作為國家藝術基金資助項目，以全新面貌與觀眾見面。這一改編的新版本演出，不僅是對經典的致敬，更是一次藝術上的探索。此劇通過北京曲劇特有的表現手法，實現了對原著的精神再讀解，給我們提供了活化經典、永葆魅力的藝術啟示。

從社會批判到人性悲憫

北京曲劇《雷雨》顯著的創(chuàng)新在于思想主題的闡發(fā)。它回歸曹禺在《雷雨·序》中所強調的“悲天憫人”的創(chuàng)作基調，突出表現人性的復雜和命運的殘酷。這一轉變使作品進一步駛向人性反思的“深?！?。

首先，此劇以周沖的靈魂視角統(tǒng)攝全劇，探索人性中不自知的幽暗、渾莽與固執(zhí)。改編在保持了主題立意、人物關系、經典場面和精粹成分的前提下，創(chuàng)作重點轉向表現20世紀20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的復雜關系和家庭倫理，表現人的內心欲望的波起云涌、自身處境的無奈被動，以及悲劇必然的殘酷性。原著中，魯大海作為工人代表與資本家周樸園的沖突，是“反封建”主題的重要依托，而在北京曲劇這一版創(chuàng)作中，魯大海的一些戲份被凝縮，這種處理并非對原著的背離，而是對曹禺創(chuàng)作本意的另一維度解析。曹禺曾多次表示，他的《雷雨》不是寫社會問題，而是在寫一首詩。這一版的《雷雨》通過周沖的靈魂視角，以全知的姿態(tài)參與并評述悲劇，強化了“宇宙正像一口殘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樣呼號也難逃脫這黑暗的坑”的哲學意蘊，從具體的社會歷史語境升華至普遍人性和存在局限的揭示。

其次，改編強調了編劇對劇中人的“悲憫”而非“審判”。此劇對周樸園進行了“去魅化”處理：他不再是簡單的“兇惡資本家”“家庭霸凌者”“階級壓迫者”，他逼迫繁漪喝藥的行為被置于“她是否真的有病”的疑惑中，他對封建家長壓制下被迫放手的初戀侍萍的追悔，其作為悲劇最終的承受者的凄涼晚景，則展現出人的孤獨、無奈與悲哀。與此同時，繁漪不再是單向度的反抗者，也不僅僅是被自然欲望驅使的“變態(tài)者”，她更接近曹禺筆下“最‘雷雨’的性格”、被莫名陰郁主宰的情感的宣泄者，是特定歷史境遇下家庭桎梏的掙扎者。對人物復雜性的深度開掘，打破了非黑即白的道德評判，讓觀眾在全知視角下產生共情，進而引發(fā)思考。

北京曲劇《雷雨》將《雷雨·序》中曹禺的精辟話語化入臺詞，體現了改編者的匠心，同時注重協調悲劇美學與京味文化的平衡。在保留地域特色的同時，追求主題的跨時代意義。

敘事重構與結構完整

在戲劇結構上，北京曲劇《雷雨》通過刪除次要人物魯貴，并引入周沖的靈魂視角，實現了敘事模式的改變。這一改編不僅妥善解決了原著8萬多字的長度問題，更增強了戲劇的節(jié)奏感、抒情性和寫意性，契合北京曲劇的藝術特性，也符合當代觀眾的接受心理。

曹禺的原著按照“三一律”的結構模式，以線性敘事展開情節(jié)，而北京曲劇以周沖的靈魂視角展開全能透視，讓其魂靈在悲劇發(fā)生之后與進行之中自由穿行，并由此展現悲劇反觀、心靈反應、倫理反詰、文化反思。這一設定賦予敘事雙重的時間維度，既回顧已成廢墟的周公館，又實時見證悲劇進程。周沖的旁白與劇中人的情感漩渦形成張力，使觀眾在深淵之上凝視劇中人的掙扎與悲戚。周沖俯瞰周、魯兩家人的命運悲劇，正如其唱詞所言，“如一片輕云，一縷風聲”，既推進敘事，又點化悲情。這一轉變不僅改變了敘事結構，更使周沖成為連接觀眾與悲劇的橋梁，凸顯其命運見證者的獨特作用。此外，改編通過敘事視角的轉換，從當代文化立場出發(fā)，以周沖的靈魂為舟楫，追溯遼遠的過去，也讓戲劇敘事從一時一地的故事變?yōu)閹в衅毡橐馓N的悲劇，引領當代觀眾對人性深處進行心靈審視。這種全能視角遵循了曹禺強調的“審美距離”，使觀眾在感受情境的同時，不致被激情“吞噬”。

魯貴在原著中充當“鬧鬼”故事的敘述者實現喜劇性調劑，但北京曲劇改編版去掉了這一人物，連帶省略了相關情節(jié)，壓縮了交代性、鋪墊性臺詞，讓戲劇節(jié)奏更為緊湊。魯貴的消失并非隨意為之，而是為了使主線更加聚焦劇中人的情感沖突，符合北京曲劇追求“整一性”的美學原則。

人物塑造與藝術追求

在人物塑造上，北京曲劇通過重點刻畫周樸園、周萍、繁漪等核心角色，實現了人性的深度刻畫。周樸園的形象立體而復雜，他逼迫繁漪喝藥的情節(jié)被置于懸疑中，暗示其行為可能源于對疾病的擔憂，而非單純對妻子的控制。他對侍萍的追悔以及對舊物的固守，則展現出他的孤獨感與無力感。這種處理使周樸園成為“被自身重負壓垮”的悲劇人物，契合曹禺對命運悲劇的深切感知，突破了一些改編中的簡單化解讀。

繁漪無疑是《雷雨》中深具魅力的人物之一，然而在以往的闡釋中，她常被賦予“抗爭女性”的意涵，該劇還原了其性格的暴戾性和毀滅性。改編充分展現其雨夜關窗、報復情敵等陰冷算計，對繼子周萍病態(tài)的占有欲，以及若不取之則必毀之的可怖性，凸顯其既為受害者也是施害者的復雜性。這種特質與周沖的靈魂純凈形成對比，強化了對人性的表現力，使悲劇意蘊更具張力和豐富性。

改編在人物平衡上仍有可斟酌之處，四鳳形象的豐滿性有所減弱，魯大海在階級主線弱化后略顯單薄，這或許和戲曲藝術一人一線貫穿的敘事方式有關。

導演李伯男有意識地探索、實踐、表現東方美學意蘊，舞臺呈現在現實主義基礎上進一步突破，追求具有風格化的舞臺意象和人物造型。在黑與白的基調中，以服裝色彩、舞臺燈光點綴灰與暗紅，充分表現令人蕩氣回腸的前塵舊夢。舞臺布景以簡潔的幾何線條、框架結構，構成多層次、區(qū)隔化的表演場景，穿著白、黑、灰色調服裝的劇中人盤桓其中，生命與魂靈、此生與往世相依、相克、相生，繁漪舍棄了標志性的華麗卻沉郁的旗袍，四鳳也沒穿紡綢衣衫。觀眾觸目所及，宛如黃昏獨立時看到他們投向地平線的幽暗身影，又如午夜夢回時抹不去的夢魘之形。導演通過燈光、走位和唱腔引導，將廢墟般的周公館與前塵舊夢并置，讓周家客廳與魯家小屋自由轉換，將線性敘事與藝術表達的寫意性有機結合，實現了從寫實悲劇到詩化意境的轉化。劇中，雷雨既是自然現象，也是情感爆發(fā)的隱喻，這一意象貫穿始終。唱詞反復渲染“高天上雷雨在醞釀宣泄”，雷聲和斷電效果交織，撕裂黑暗天際的閃電的強光炸裂，將自然界與人心的“風暴”融在一起。

此劇的音樂與唱詞的設計秉承著北京曲劇的傳統(tǒng)調性和動聽旋律，增強了抒情性和敘事性。周沖的空靈、周萍的恐懼、繁漪的憤悶、侍萍的堅韌，都有恰如其分的音樂表現，唱腔既符合曲劇韻律，又傳遞悲情心緒。如果說話劇依賴寫實表演，那么北京曲劇則通過“唱、念、做、表”的程式化處理，賦予了悲劇更直觀的沖擊力。改編通過周沖的終極唱詞，引導觀眾凝視人性深處，并觸發(fā)對人性救贖的思考，契合曹禺對“命運”“人性”“殘酷”“悲憫”等命題的深刻觀照，讓悲劇意味得到強化，實現北京曲劇的藝術氣質與悲劇精神的有機融合。

北京曲劇《雷雨》的改編探索了經典魅力的煥發(fā)和藝術生命力的賡續(xù)，在思想主題、戲劇結構、人物塑造和悲劇美學上實現了獨特藝術追求，為經典作品的當代轉化和藝術呈現提供了探索經驗和新的啟示。

（作者宋寶珍系中國藝術研究院話劇研究所名譽所長、北京市文聯特約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