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5年3月，畢淑敏最新長篇《昆侖約定》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部分章節(jié)發(fā)表于《當代》雜志2025年3期。《昆侖約定》不僅獲得了讀者與文學界廣泛好評，出版后多次加印，畢淑敏分享小說創(chuàng)作、時代發(fā)展、青年成長等話題的短視頻，也在抖音等新媒體平臺引發(fā)了年輕網(wǎng)友火熱共鳴。2025年6月，畢淑敏圍繞《昆侖約定》一書相關(guān)話題，接受了互聯(lián)網(wǎng)從業(yè)者李大白的訪問。

以下內(nèi)容節(jié)選自訪談實錄。

畢淑敏長篇小說《昆侖約定》單行本

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

李大白：年輕人的一大特點就是對世界充滿好奇心。從您的小說和經(jīng)歷里能看出，您對這個世界一直抱有好奇心，這可能是令當下年輕人感到親近的原因。您是怎么看待好奇心這個事情的？

畢淑敏：每個人好奇的東西不一樣，沒有高下之分。我的好奇心主要集中在人身上。我從當衛(wèi)生員起，就是和病人打交道，當內(nèi)科主治醫(yī)師之后，我想：我對人的生理已經(jīng)比較了解，但對人的心理不太清楚。比如病人說自己失眠。失眠的人，都是思來想去、浮想聯(lián)翩的。那么他想的是什么？有什么始終記掛在心，不得安眠？這一切是從何開始、如何加重的？它絕不僅僅限于純粹的生理原因，經(jīng)常夾雜心理因素在內(nèi)。人并不是一個盛著疾病的空洞容器，而是和世界有著萬千聯(lián)系的活潑整體。我開始對人的心理產(chǎn)生興趣。至于文學，人們常說文學就是人學。當然，文學里也有寫動物的，也有寫外太空的，擬人化的種種，但它們的實質(zhì)，仍是從人的眼光看過去，聚焦于各種各樣的關(guān)系之中。人與世界、人與人、人與自我的關(guān)系，核心都是人。我對此充滿好奇和探索。

李大白：在《昆侖約定》里，您經(jīng)常寫到高原的景物，寫到自己半夜與星星對視。當時真的有心情去欣賞高原的景觀嗎？您覺得年輕時在一個雄奇瑰麗的大自然中待過，對一個人成長的重要性有多大？

畢淑敏：人是大自然的產(chǎn)物，是大自然的重要組成部分。每個人都和大自然有一種非常密切的天然聯(lián)系。我年輕時代在阿里高原，常常仰望星空，感受它的浩渺博大和某種程度上的神秘和不可琢磨。如果一個人一輩子沒有心無旁騖地凝視過星空，真是非常遺憾的事情。在高原上仰望星空，感覺震撼，會覺得原來宇宙這么大，星星這么多。我們眼睛看到的每一束星光，都跋涉了億萬年，仍然明亮且不彎曲。假如把星光想成一個有生命的物體，它在穿越過程中，多么孤寂，多么寒冷，根本無人理睬，但它一往無前地前行著。人心中有大坐標，就會增添勇氣。如果天天當井底之蛙，周圍全是雞零狗碎的事，也沒有看過真正的浩瀚星空，這樣的人生定位會是模糊的。

李大白：您的職業(yè)分了幾個階段，廣為人知的就是最開始您在阿里當衛(wèi)生兵的經(jīng)歷，寫作是從三十五歲才開始的。什么契機讓您決定開始寫作？

畢淑敏：寫作的人基本都是文學青年起步，還有文學神童等等。可惜我沒有文學青年的時代，一開始就直接進入“文學中年”了。為什么要寫作？主要是我特別想讓人知道年輕時在西藏阿里經(jīng)過的那些歲月，想和更多的人分享阿里故事，特別是年輕戰(zhàn)友們可歌可泣的生平。我想如果我不寫下來，知道的人就寥寥無幾了。盡管我完全沒有文學的訓練，平常最多寫個病歷、開個處方，但為了我的戰(zhàn)友們，為了那一段難忘歲月，為了祖國的大好河山，我決定努力去試一試。真做起來，其實挺難的。我一冒出想寫作的念頭，就被自己用各種理由打壓下去。但心中的使命感煎熬著我。拖來拖去，我都三十多歲了，心想再不開始寫作的話，拖延得太久了。這就是我開始寫作的初心，是最早、最原始的動力。

李大白：一般開始寫作的時候都是心中有“不得不抒發(fā)之塊壘”，才需要訴諸筆端。您當年在阿里的時候，更年輕的時候，其實沒有想要寫下來，還是由于工作太忙了？

畢淑敏：你說得特別對，要下筆的時候，我覺得內(nèi)心有一種強烈的沖動。而我在阿里的時候，內(nèi)心最主要的沖動是想當一個好的衛(wèi)生員，然后當一個好的軍醫(yī)，是要獻身醫(yī)學。

李大白：那您是在沒有規(guī)劃的情況下就變成了一個作家。

畢淑敏：對。我剛開始寫作時候就想，寫一篇就算了，把心中積蓄的蓬勃激情抒發(fā)完了，就像火山爆發(fā)過一次，剩下的巖漿不就沉寂了嗎？我以為是這樣的。那時候自己手藝欠缺，寫得也不夠好。雖盡力了，但好像還有一些話沒說完。最后一點一點地繼續(xù)寫下去，變成了一個作家。

李大白：那個時候您應(yīng)該還沒有經(jīng)過系統(tǒng)的文學訓練吧，這個過程對您來說會不會有一種探險的感覺？

畢淑敏：的確是。初動筆時，我在文學界舉目無親，四顧茫然。也不知道該請教誰，甚至連稿子怎么投出去都不知道。能給我啟示的，就是我讀過的書。好在文學有個特點，它包羅萬象，百花齊放。它容忍各種各樣的風格。我當時幾乎用一種寫個長病歷的初心開始動筆了。

李大白：現(xiàn)代人常常陷入“三十五歲焦慮”，我常常在想，人體在三十五歲是不是進入到一個轉(zhuǎn)換的時間了？大家在這個時候會產(chǎn)生情緒上的變化，因為您剛剛談到，是在三十五歲的時候覺得“我必須要寫了”。

畢淑敏：真可能有這個道理。人的所思所想，積蓄到了一定程度，思維活動就更豐富了，有一些未完成的念想，也可能是縈繞不去的思緒，感覺到歲月督促我們開始去嘗試、去行動。它必然伴隨著探索的失敗，對未來的茫然和恐懼。這些匯聚在一起，讓三十五歲很容易成為一個焦慮的年齡。

李大白：您在三十五歲開啟從醫(yī)生到作家的轉(zhuǎn)型之后，四十五歲又開始攻讀心理學碩士和博士方向的課程。學習心理學對您最大的影響是什么呢？

畢淑敏：心理學對我最大的幫助，不是學習了某個系統(tǒng)或是某個理論與治療方法，而是它幫助我比較清晰地認識了我自己。認識自己，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世界上最親密的關(guān)系，同學、老師、朋友、愛人，甚至是父母，都不一定能夠清晰深刻地認識一個“完整”的你，了解你的精神世界，明白你的內(nèi)在邏輯性。因此，“認識自己”這個工作，當仁不讓地只能由自己去完成。把這件事兒弄明白之后，我就搞通了：我為什么會這么執(zhí)著于寫作？因為我年輕時曾經(jīng)看過的那些山川河流，聽到的那些故事，認識的那些戰(zhàn)友，烙刻在心，永不磨滅。所以，我從《昆侖殤》開始了文學創(chuàng)作，這部處女作之后，寫作最初的動力并沒有釋放完，依然蓬勃燃燒。我就明白了《昆侖約定》（當然那時不知道會起這個名字）一定要寫出來?，F(xiàn)在我的“昆侖”系列，大致畫了句號。再者，我是女性，感覺到女性并不是以一個完全平等的狀態(tài)，存在于當今世界中。我會為這個性別的現(xiàn)狀，去呼喊、去努力、去奮斗。這也是我生命中的使命之一。因此“女性系列”，我知道自己一定會去寫。比如我寫的關(guān)于乳腺癌心理治療小組的故事，如果我作為一個女作家都不寫，還能指望誰寫？我覺得自己應(yīng)該去做這件事情，義不容辭。

李大白：說到對女性的關(guān)注，您的少女時代是在高原軍區(qū)度過的，是否對您女性觀的形成會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因為我們也知道，您在后來的作品中其實非常關(guān)心女性的成長和心理健康。

畢淑敏：當年阿里軍分區(qū)只有九個女兵，男性很多，女性很少，人數(shù)不平衡，也不受重視。我有點不服：對男生和女生，為什么不能一視同仁？如果說保衛(wèi)祖國，子彈打過來，不會因為你是男生，我是女生，子彈就會拐彎。女子照樣會英勇犧牲。另外大自然也是公平的，男人所感受到的那缺氧、高寒、高原病種種的折磨、缺乏維生素等等，我們也是同樣一一領(lǐng)略。外部環(huán)境的嚴酷性，我們共同經(jīng)受。不過仔細想起來，可能男性士兵在更艱苦、更危險的地方，還是比我們付出的更多。通過這段在高原上當邊防戰(zhàn)士的經(jīng)歷，我覺得女子在保衛(wèi)祖國，為國家擔當，在艱苦卓絕的情況下堅持奮斗這些方面，并不會輸給男性。大家都是熱血青年。男女除了在體力上有比較明顯的差距外，目前并沒有任何研究證明，女性在腦力活動方面，如決策、智慧、判斷力、選擇、記憶力等需要做出決斷的層面，處于劣勢。我的經(jīng)歷讓我認定，女性完全不必自卑。身為女性的一員，有機會為這個性別發(fā)言的時候，我會努力發(fā)聲。

李大白：我聽到過一個說法，說一個真正的作家，不能讓原型人物一看到書里的某個人，就能對號入座。處理現(xiàn)實生活的原型以達到文學的真實，實際上是每一個作家都要必須修煉的一課。您早年在昆侖高原種種經(jīng)歷，在高原上有那么多戰(zhàn)友，他們的形象和事跡，肯定也會以不同的形式轉(zhuǎn)化到這本書的創(chuàng)作之中。您是怎么處理人物原型問題的？

畢淑敏：《昆侖約定》出版以后，讀者們給我非常多的反饋，幾乎每個人都告訴我說，看得淚流滿面。我并不覺得一部書能否讓讀者流淚，就是一個評判的標準，但是我還是有點欣慰，明白這些眼淚是為我的戰(zhàn)友們而灑，是他們的故事打動了半個世紀后的讀者們。很多人會問我說，小說里面的郭換金身上，有多少你的影子??？這些故事里，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课矣X得，任何一個作家的作品里面，一定有他或她本人的影子。至于說影子的多和少、濃和淡，可能每一個作家在每一本書里所占的比例不一樣。具體到《昆侖約定》，我舉個例子說啊。比如書中寫到景自連犧牲，腹部貫通傷，腸子都流出來了，上面扣了一個軍用飯碗，血和雪，凍成了巨大的一坨。裝斂時，軍衣前襟沒有那么多的余量，正面的扣子全都系不上。人們不忍心用汽油噴燈加熱那坨裹著烈士腸管的血冰，最后是把層層軍衣的背后布料全部用剪刀剪開，這樣正面衣襟勉強可以扣上扣子，再松松地系上腰帶。那個軍用飯碗就隨著他的遺體一起安葬了。真實情況是，當時我是班長，衛(wèi)生科領(lǐng)導對我說，畢淑敏，一會兒烈士到了，你們班派人把遺體清洗完，穿上軍裝后安放到棺木中去，要快啊，天亮了就要下葬。我們清洗完烈士遺體后，由于腹部有傷口，還有碗和巨大的血冰團，穿不上衣服，扣不上扣子。我們第一步是用紅柳根把屋子燒得非常熱，想讓蓋在腸子上面的那個碗，融冰后脫落下來。結(jié)果溫度燒到了攝氏三十度，冰凍得非常結(jié)實，根本不化，實在弄不下來。沒辦法，我們只得用汽油噴燈燒這個碗。心想將碗燒熱，冰融化了，就能把碗取下來。結(jié)果短暫加熱，根本融化不了那坨血冰，倒是手術(shù)室的空氣里，有了極淡的皮肉燒焦的味道。我趕快制止，說這個燈不能再噴了，不能讓烈士的身體再受煎熬。雖然我們都知道，他完全沒有知覺了。這些，都千真萬確發(fā)生過。只是那個犧牲的將士，并不是書中女主人公郭換金的戀人，也不是我們班女兵中任何一個的戀人。我們與他素不相識。很多年過去后，我的領(lǐng)導就是當年的衛(wèi)生科科長，對我說，小畢啊，當時不應(yīng)該給你們班派這樣的任務(wù)，你們還都是未出閣的姑娘，去給年輕小伙子擦拭身體，更換尸衣，直到最后入棺，有點不合適，可我真是沒人可用了……我說，科長，謝謝您當年信任我們，成了烈士最后見到的人。以上這部分都是真的。小說中犧牲的烈士成了郭換金的戀人，是我的虛構(gòu)。我們生活中的任何經(jīng)歷，歸根到底都不會真正消失，而是頑固地儲存在我們記憶深處，在某個時刻它會突然跳出來，栩栩如生。從某種程度上說，一個人的歷史，正是由這些記憶組成。

李大白：《昆侖約定》里面的三個男主人公，景自連、楚直、潘容，都是高大白皙帥氣的典型帥哥，這個是事實還是文學的美化？

畢淑敏：我如實回答。第一，小說中的潘容特別英俊，就是因為當時我們軍分區(qū)，真有從美男子潘安家鄉(xiāng)征來的兵。我那時候還挺驚訝，說你們真是潘安老鄉(xiāng)嗎，我怎么一點沒看出英俊來?。克麄冹t腆回答，說咱在這高原上，哪兒找潘安去??？高原對人的外貌的摧殘是非常嚴重的。我想在書中恢復他們的英俊。至于楚直醫(yī)生，我一向覺得，男生當醫(yī)生穿白大衣，真是帥啊?，F(xiàn)在不是特別流行一種說法：工作中的男生女生都會讓人覺得好看？我在小說里安排了一個男醫(yī)生，穿著白大褂翩翩走來，治病救人的職業(yè)，增添了美好。至于景自連，他作為一個軍事干部，我覺得他軍人風采出類拔萃，卓爾不群。我是有私心的。當年高原上的將士，由于高寒缺氧，寒風凌厲，戰(zhàn)傷累累，高原病頻發(fā)，頭發(fā)脫落，容顏蒼老。我想，如果在平原，他們正值青春年華，焉知不英??？既然現(xiàn)在我執(zhí)筆，就把他們寫英俊點吧。因為他們實在太不英俊。我記得魯迅先生說到小說《藥》，是用了“曲筆”，在夏瑜的墳上，給他添了一個花圈。我明白魯迅的用心，寄托著對烈士秋瑾的悼念。我想，魯迅都用“曲筆”憑空畫了個花圈出來，那我把曾經(jīng)飽受高原缺氧、紅血球增多、高原病、強烈的紫外線摧殘，加上吃不上蔬菜、充滿病痛的邊防軍人，寫得帥，又有何不可呢？我便這樣寫了，讓讀者在腦海中想象一下：邊防軍人英武高大帥氣。

李大白：這本書里還有一個女二號，麥青青，用我們現(xiàn)在經(jīng)常說的一個詞叫“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是不是可以這樣定義？這個人物總是能夠把事情往有利于自己的戰(zhàn)略上去引領(lǐng)。這種類型的人在任何時代都有，不知道那時您是怎么看待這樣一個同學或同事的？

畢淑敏：我們要充分認識人性的復雜。即使是和平年代，在職場，在家中，在親戚朋友以及各種各樣的關(guān)系里，也不能一廂情愿地認為人性都是溫暖，都是愛惜，都是善解人意，都是與人為善。那不是真實的人性，只是你自己幻想出來的世界。真正的人性，就像我們站在太陽底下，你會覺得溫暖，也一定會有陰影。對人性的理解，是一個長期的立體的過程。一個人在慢慢長大的過程中，會更多看到復雜的方面，從而明白它內(nèi)在邏輯的曲折，并認可它在某種程度上不可改變。關(guān)于麥青青，某種程度上我可以理解她。包括比如她在拉練晚上睡覺的時候，會多占一些被子，這樣她就暖一些，但她又不會把被子全部裹到自己身上，若如此，跟她打通腿的女兵就會被凍醒。所以她就“精致”地選擇了很微妙的分寸，讓自己暖一些，對方又不至于因被凍醒而惱怒。她的這個行為很常見，作為一個個體，你可以選擇這樣做或者不這樣做。職場里也有很多這樣的人，他們不動聲色地把事情朝著自己可以得利和占便宜的方向努力，千方百計地促成，又讓人抓不到把柄。這種人是有的，且為數(shù)不少。作為我們自己，有兩種選擇。一種是你也做這樣的人，還有一種就是你選擇不這樣做，盡可能爭取做到公平、正義、善良。對于前一種選擇的人，我總覺得，日久見人心，短時間會得利，但時間長了，大家都不愿意和這樣的人做朋友，他的人生埋下潛伏著的不利因素。從一生來看，并非最優(yōu)。不過每種人的存在，都是生命不同的形態(tài)，你擁有選擇權(quán)。

李大白：用現(xiàn)在的網(wǎng)絡(luò)用語表達，可能麥青青這個人物的“社會化”程度較高?，F(xiàn)在很多青年特別希望自己的“社會化”來得更早一點，甚至會四處學習如何變得更加“社會”，希望以一種更“成熟”的姿態(tài)去面對紛繁復雜的人生。您怎么看這個問題的呢？

畢淑敏：“社會化”是把原來認為扁平的人和事，變得立體起來。不能只用好或者不好，正確或者錯誤來簡單評判。希望你心中永遠有基本的是非標準，做人所保持的底線。就像剛才蓋被子那件事，你要么蓋一多半，你也可以平均分（當然在具體的時候不會那么平均，但你主觀上可以盡量平均）。你可以有不同的選擇。成功的社會化進程，是你明白可以基于你的價值觀去做不同的選擇（甚至你也可以選擇你只蓋少半幅被子，把多半讓給別人，這也許就是你性格中崇高的部分；也有可能就是想討好對方，覺得暫且受一點苦可能會換來更多的利益）。總而言之，我不覺得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一定要變得陰險、丑惡、利己，而是知道自己有很多種選擇，然后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和具體情況去做最適宜的選擇。

李大白：知世故而不世故，實際上不管怎么樣，在任何一個時代，人的善惡的標準，對于純潔，對于善良的追求，其實這個是不能變的。

畢淑敏：對，這起碼是我覺得人類之所以稱為“人”，要堅守的非常寶貴的部分吧。

李大白：《昆侖約定》里的郭換金在經(jīng)歷過生死之后，說了一句話，看上去平淡普通，但我讀后卻很有感觸：“人不是在比較中存在的，沒人能代替你，你所有的感受都是你之所以是你的特征?！彪m然這句話是郭換金說的，但我相信您個人肯定也認同這句話，您是什么時候想明白這個道理的？

畢淑敏：我覺得看大自然很容易得到這樣的一個啟示：我們能隨隨便便拿一株小草和參天古木去比較嗎？根本不可比。但因此能說小草的生命就沒有古木的生命寶貴了嗎？其實它們都是寶貴的。如果用“年齡”做標準的話，參天古木也許已經(jīng)活了三千年了，它總不會說：我這么老了，還活著有啥意思呀？干脆自斷筋脈，也不吸收這土里面的養(yǎng)分了，自殺算了。所以我覺得大自然給我們非常樸素，又非常能直擊內(nèi)心深處的啟示，就是每一個的生命都是寶貴的。這似乎所有人都懂的道理，可有些人輪到自己時，就覺得自己不寶貴了。這種雙標真是站不住腳。

李大白：其實大家都應(yīng)該去關(guān)注一下多樣性，不管是生物多樣性、物種多樣性，還是人類的生存狀態(tài)的多樣性，讓自己跳脫出比較的樊籠。

畢淑敏：對，比較在某種情況下不是我們天生帶來的，而是一代一代人累積起來的。因為人太容易比較了。甚至你還很小，不會說話的時候，就有人說，唉，怎么別人都長牙了，你沒長？別人都會爬了？怎么你翻身都比別人晚？說這話的人，很多是你最親近的人。我們是在這樣一個氛圍中長大的，所以很容易就進入了比較的圈套?！氨容^”這件事，特別容易讓我們變得萎靡不振，讓我們變得斤斤計較，讓我們喪失信心，讓我們對未來抱一種灰暗看法。所以，改變從放棄比較開始吧。

李大白：您曾經(jīng)在演講中說過，在一個人的生命序列中價值最高的東西一定要放在前面去做。在您的人生序列中，會把什么東西放在價值最高的位置上？

畢淑敏：由于我的存在，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一點。通過自己的勞動，不讓地球變得更千瘡百孔、丑惡橫生，而是讓它變得美好，起碼是保持現(xiàn)狀，不要惡化。由于你的存在，你和很多人的交往，讓大家在變好。這個事就是值得的。

（訪談?wù)吆喗椋豪畲蟀祝久蠲?，文學碩士，互聯(lián)網(wǎng)從業(yè)者，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