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xiàn)代學術(shù)史上，金岳霖先生不僅是“哲學界第一人”，而且在很多學術(shù)領(lǐng)域都有其特殊的位置。遺憾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后來學科專業(yè)的不斷調(diào)整、分化和學術(shù)傳統(tǒng)的變遷，人們逐漸淡忘了金岳霖在其他學術(shù)領(lǐng)域的研究和影響。中國現(xiàn)代文學就是其中之一，尤其在文學理論方面。事實上，20世紀30—40年代，李健吾、朱自清、沈從文和袁可嘉在發(fā)表的文學評論中都論及過金岳霖。

李健吾：“金岳霖先生幫了我們一個結(jié)論”

1939年3月，李健吾在香港《大公報·文藝》連載的《蕭軍論》中，直接援引金岳霖關(guān)于小說真實性的觀點作為重要理論依據(jù)：“談到小說的真實性，金岳霖先生幫了我們一個結(jié)論：不能僅僅寫成條例，因為沒有具體和個性在，普遍性就要黯淡無色，因而也就空洞無物了；另一方面，也不能僅僅描寫了事，因為過分加重細目，普遍性就要失掉，而個性和具體也就漂浮無根了。要想美滿地傳達給讀者，這一切必須交織進一種人類的關(guān)系的式樣的經(jīng)緯里?！?/p>

該引文出自金岳霖1937年的英文論文“Truth in True Novels”（《真小說中的真》）。這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一篇重要文論，即使在今天看來依然如此。金岳霖指出，評價小說有多種方式，標準之一是小說中所包含的真；而他要探討的問題就是當我們說某些小說是真或假時，這里的“真”究竟是什么意思。1937年4月21日，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字林西報》）在介紹金岳霖這篇論文時，就認為它將會引起小說家或文學評論家的研究興趣。李健吾對金岳霖觀點的引用，正好印證了該報的判斷。

朱自清：“長于分析的文體的還有金岳霖先生”

1941年11月，朱自清在《讀書通訊》第27期發(fā)表的馮友蘭《新世訓》書評中，從中國現(xiàn)代述學文體的視角，肯定了金岳霖哲學著作的文體特點：“長于分析的文體的還有金岳霖先生，他著有《論道》（稿交商務已久，似乎還未見出版）：那是他的哲學，也是專門的書（其中一兩篇曾在《哲學評論》發(fā)表）。金先生的白話文似乎比較純粹，馮先生的還夾著不少文言成分，卻各自成為一家?！?948年《語文零拾》收錄此文時，朱自清將“他著有《論道》”改為“他的哲學論文”，對其文體特點的概括和肯定也更加具體：“長于分析的文體的還有金岳霖先生，他的哲學論文多能精確明暢，引人入勝……”

當然，朱自清并不是第一位指出金岳霖“長于分析的文體”的評論家。早在1926年，徐志摩便指出金岳霖文章所體現(xiàn)的“分析的工夫”：“他拿著一把小小的屋干剃刀，做分析的工夫。他要求明晰的思想clear thinking，他自己也的確能明晰地思想?！保ā冻繄蟾笨?926年10月23日）但是，朱自清進一步明確把金岳霖的哲學著作置于中國語言文字的現(xiàn)代化過程中，特別是在中國現(xiàn)代述學文體的視角下進行評價，這是比較少見的，也是被現(xiàn)在研究者所忽視的。

沈從文：談歐美偵探小說史“一定比別的外文系教授還當行”

1942年10月，沈從文在《世界學生》第1卷第10期發(fā)表的《小說與社會》中，稱贊金岳霖在歐美偵探小說史方面的造詣：“第二是弄哲學的金岳霖先生，讀偵探小說最多，要他談‘偵探小說史’，一定比別的外文系教授還當行?！鄙驈奈暮髞矶啻涡薷摹缎≌f與社會》這篇文章，在1947年最后版本中對金岳霖的評價也更加精當：“第二個是弄哲學的金先生，看偵探小說，在國內(nèi)恐得稱為‘首屈一指’，若要他談歐美偵探小說史，一定比別的外文系教授還當行?！?/p>

金岳霖愛看偵探小說在當時似乎是眾所周知的事情，無論是他的朋友、同事，還是教過的學生，在后來的回憶中也都曾提及。不過對此，包括研究者在內(nèi)，更多是把這作為金岳霖的興趣愛好或逸聞趣事來談論，像沈從文這樣從專業(yè)水平層面進行評價的并不多見。不僅如此，沈從文還把金岳霖在歐美偵探小說史領(lǐng)域的造詣與“別的外文系教授”相比，認為金岳霖“一定還當行”，這更是僅有的，堪稱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一段美談。

袁可嘉：為何要有“象征”可以“用金岳霖先生的話說”

1947年12月，袁可嘉在天津《大公報·星期文藝》發(fā)表的書評中，直接用金岳霖的話作為詩（文學）為何要有“象征”的理論闡釋：“在現(xiàn)代批評里所了解的‘神話’是指有結(jié)構(gòu)的象征系統(tǒng)……為什么要有‘象征’，因為詩（文學）是通過文字而想超越文字——用金岳霖先生的話說：‘說那不能說的。’為什么要有結(jié)構(gòu)，成系統(tǒng)，因為大作品之所以成為大是由于它對宇宙人生的全面的，整體的處理；既然是全面性的，它自然得有次序，象征系統(tǒng)本身也就因此得有內(nèi)在的規(guī)律。”

這一援引既表明袁可嘉對金岳霖觀點的熟稔，亦彰顯其理論權(quán)威性。據(jù)金岳霖弟子馮契回憶，1943年前后金岳霖曾在西南聯(lián)大作過一次演講，主題就是“治哲學和文學都要碰到一個‘說不得’的問題”（《學術(shù)月刊》1994年第2期）。那時還是西南聯(lián)大學生的袁可嘉很可能現(xiàn)場聽過這次演講，并記住了金岳霖的觀點——“說那不能說的”；這才有后來闡釋詩（文學）為何要有“象征”時，那么自然地想到可以“用金岳霖先生的話說”。

梳理李健吾、朱自清、沈從文和袁可嘉文學評論中的金岳霖，僅僅是我們考察“金岳霖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這個問題的一個初步嘗試。近年來，隨著新文獻資料的不斷發(fā)掘和跨學科方法的積極探索，金岳霖在哲學以及其他學術(shù)領(lǐng)域的思想研究也將得到進一步深化和豐富。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金岳霖佚文整理與研究”（23BZX041）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華僑大學華僑華人與區(qū)域國別研究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