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為一個眾所周知的概念，“尋根文學”迄今仍然顯露出旺盛的學術活力?！捌瘛钡臅r間注解是四十年。四十年的延續(xù)與沉淀似乎證明，這個概念的內涵與外延業(yè)已穩(wěn)定，并且內在地嵌入文學史。與諸多懸掛“主義”后綴的理論概念不同，“尋根文學”帶有明顯的隱喻意味。盡管如此，這個概念愈來愈清晰地顯現(xiàn)出幾個方面的理論功能：“尋根文學”成為一批文學作品的命名。20世紀80年代中期，一批文學作品顯示出對于地域文化、風俗民情及文化傳統(tǒng)的特殊關注；相對于炙手可熱的西方文化、現(xiàn)代主義、現(xiàn)代性，這種文學動向引人矚目，以至于逐漸贏得“尋根文學”的稱號。通常認為，“尋根文學”之稱與韓少功1985年發(fā)表的短文《文學的根》具有某種聯(lián)系，“根”的意象來自這篇短文的標題引申，甚至還可以追溯至一部美國黑人作家的小說《根》。圍繞“尋根文學”的來龍去脈考察，一些作家被視為中堅分子，例如阿城、李杭育；相對而言，更多的作家僅僅短暫卷入，貢獻出若干作品之后又抽身而去。因此，“尋根文學”并非一個嚴格的文學流派，更像一場松散的文學運動。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概念逐漸織入文學史脈絡；穿插于“朦朧詩”“傷痕文學”“新寫實主義”或者“先鋒文學”之間，“尋根文學”擁有獨特的區(qū)域位置，顯示出承上啟下的功能。當然，劃歸“尋根文學”的那一批作品主題不一，風格各異，共同之處毋寧是一種文化的回望姿態(tài)：回望文化傳統(tǒng)，回望歷史表象之下的文化根脈。然而，從動蕩的晚清到五四新文化運動風起云涌，文化傳統(tǒng)曾經是一個極具爭議的問題。充當文化傳統(tǒng)的堅定衛(wèi)士還是激進的叛逆者，雙方產生嚴重的理論對立，各種爭執(zhí)至今仍然持續(xù)?！皩じ膶W”再度將這條理論線索引向深入，返回古老的精神家園，返回溫暖的文化母體，這種強大的沖動能否在精神分析學的視域之中獲得另類的闡釋？這或許是又一個有待于考察的理論問題。

回顧“尋根文學”三十周年的時候，我曾經發(fā)表一篇論文《“尋根文學”的理論后綴》。之所以稱為“理論后綴”，是因為力圖強調這一場文學運動具有久遠的理論影響。當然，這時的理論語境已經與20世紀80年代存在很大的差別：“全球化問題的爭辯和后殖民主義批評的興盛悄悄地擴大了‘尋根文學’的意義。狹小的美學區(qū)域已經無法容納這個文學事件——性質變了?！睋Q言之，對于“尋根文學”反抗意義的表彰擴大到美學區(qū)域之外：“‘尋根文學’是本土經驗的記述，包含了尖銳的反抗——反抗西方文化的曲解與封鎖，反抗西方文化強加的編碼方式和評價體系。這一切均是西方武力征服撤除之后遺留的文化鉗制?！北M管如此，我在論文之中同時注重指出：“不要將所有的文化差異敘述為文化對抗?！痹S多歷史事實表明，文化差異可能隱含各種深刻的啟迪，包括“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策略?？紤]到本土民族文化的重建，這是一個重要的課題；重建課題所從事的篩選、去蕪存菁遠比單純的貶斥更為復雜。

四十年之后“尋根文學”的再度回顧表明，這個概念的理論潛力仍未枯竭。現(xiàn)今的語境之中，“尋根文學”又一次敦促我進一步分析如下三個問題：文學的文化背景；科學、美學、文學的知識性質差異；文化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性以及現(xiàn)代社會的錯綜關系。

二

“尋根文學”概念包含的一個基本含義是，一批文學作品對于傳統(tǒng)的文化根脈情有獨鐘。這些作家傾向于認為，文學并非一面客觀的鏡子，或者如同攝像機無動于衷地記錄鏡頭面前的種種現(xiàn)實表象。文學必須展示現(xiàn)實表象背后的文化深度，顯現(xiàn)出文化如何成為塑造現(xiàn)實的一只看不見的手。因此，現(xiàn)在到了進一步追問這個問題的時候：如何理解文化？至少在這里，我不想糾纏五花八門的文化定義，而是將問題收縮到一個特殊的口徑：如何理解與“尋根文學”相互關聯(lián)的文化？

“尋根文學”興起之初，“文化”僅僅被籠統(tǒng)地理解為傳統(tǒng)文化。這時，傳統(tǒng)文化并未更為具體地指儒家或者道家，而是與“現(xiàn)實”對舉。作家癡迷于古老的傳說或者地域風情，甚至鉆入故紙堆，這種逃避生活的傾向會不會將“火熱”的現(xiàn)實拋到視野之外？他們對于傳統(tǒng)文化之中的“封建主義”毒素能否保持足夠的鑒別能力？顯而易見，這種質疑來自一些批評家，帶有居高臨下的特征。時過境遷，相近的觀點很快式微。但是，“尋根文學”名義下的作家并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文化觀念。他們心目中的文化顯現(xiàn)出兩種不同的傾向：一些作家關注的是民族文化，另一些作家關注的是民間文化；前者往往與西方文化對舉，后者往往與貴族文化對舉。

回憶“尋根文學”緣起的時候，韓少功指出：“80年代中期，全球化的趨向已經明顯，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和深度交流正在展開，如何認清中國的國情，如何清理我們的文化遺產，并且在融入世界的過程中利用中西一切文化資源進行創(chuàng)造，走出獨特的中國文學發(fā)展之路，就成了我和一些作家的關切所在?！本芙^“移植外國樣板戲”，拒絕將模仿視為創(chuàng)造，韓少功力圖復活民族文化資源；何立偉對于“翻譯體”的小說深感不滿，他傾心于“中國文學傳統(tǒng)中那種輕理而重情，空靈而有意境，講感覺而重筆墨意趣”，何立偉所談論的文化或者審美顯然以民族作為劃分單位。20世紀80年代初期，一些作家將“現(xiàn)代派”奉若神明的時候，提倡民族文化資源是一個必要的提醒。

相對地說，民間文化的劃分單位是社會階層。民間文化來自社會底層的蕓蕓眾生，滲透于日常生活，顯現(xiàn)為風俗、禮儀、傳聞、歌謠、地方戲曲、娛樂形式及特定地域的人情世故。事實上，許多作家真正感興趣的是民間文化。李杭育解釋說：“我個人更熱衷于很民間化的東西，也不是民族化，我是很民間化的……我更熱愛中國的民間、民俗文化，它們那種很有生氣勃勃的東西?！卑⒊且彩侨绱?，他心目中的“根”存在于民間。民間不僅是一些顯性的文化民俗，而且是一套隱性的生存姿態(tài)與價值觀念。阿城的《棋王》通常被視為“尋根文學”的代表作。主人公王一生精通棋道，但是，食物與“吃”是為人處世的第一要務。這是主人公的底層身份所決定的。因此，阿城認為，“尋根”往往與宏大敘述拉開了距離。許多時候，“尋根文學”聚焦于獨特的地域文化，再現(xiàn)一個地域的文化歷史。李陀很早覺察到地域文化的意義；“絢麗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韓少功心儀的“楚文化”也是一種地域文化。相對于廟堂上的四書五經，民間文化與地域文化存在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很大程度上，地域文化即是民間文化的集合體。民間文化或者地域文化曾經賦予作家種種靈感，事實上，“尋根文學”并未與經史子集為代表的經典文化形成完整的有機聯(lián)系。阿城《棋王》之中的道家或者禪悟，王安憶的《小鮑莊》之中的儒家“仁義”，這些觀念已經成為民間文化淘洗過的日常言行。

民間文化無疑是民族文化的組成部分。然而，區(qū)分二者的意義并非考察部分與整體的關系，而是指出兩種文化的不同性質。對于文學來說，兩種文化的不同性質往往引申出迥異的論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文學時常納入民族競爭的軌道，成為文化意義上殖民與反殖民爭奪戰(zhàn)的一個領域，文學內部的形式或者審美問題仿佛微不足道；民間文化背景下的文學聚焦于階層乃至階級的分野，這種分野不僅顯現(xiàn)為頌揚什么與反對什么，而且顯現(xiàn)為不同的文學形式及審美趣味，例如，高貴典雅與通俗潑辣，矯揉造作與質樸無華，繁復雕琢與生氣勃勃，如此等等。棲身于同一個民族，諸如京派或者海派這些地域文化的差異通常不會產生嚴重的對抗關系。考察“尋根文學”的時候，民族文化與民間文化的不同論題可能相得益彰，也可能彼此干擾乃至遮蔽。

三

“尋根文學”不僅展示了文化傳統(tǒng)之于文學的意義，而且涉及文化傳統(tǒng)的普遍意義?；謴瓦@個維度，亦即恢復文化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社會的聯(lián)系。如果無法從歷史臍帶獲取足夠的文化養(yǎng)分，現(xiàn)代社會就能演變?yōu)橐粋€畸形兒。

然而，這種思想時常遭遇某種隱蔽的抵制。抵制并非來自民族競爭或者意識形態(tài)對抗，而是涉及另一種知識的性質——科學知識。嚴格地說，科學知識不受各種文化觀念的影響，包括文化傳統(tǒng)觀念。進入科學知識領域，一個正確的結論來自科學實驗的反復證明，或者來自無懈可擊的邏輯推理。無論一個行星的運行軌道觀測、某種物質的分子結構還是重力加速度計算，科學研究恰恰是排除或者剝落附加于研究對象的種種歷史文化因素，獲得不同文化背景普遍認可的答案。由于儀器設備、實驗室條件與操作方法的持續(xù)改善，愈是接近當代的科學研究愈可靠。如果說，過往的文化傳統(tǒng)可能影響一個民族對于外部世界的種種判斷，那么，這種影響是否可能改變科學知識的性質？

保羅·博格西昂《對知識的恐懼》一書以哲學的嚴謹反駁了知識意義上的相對主義與建構主義。相對主義與建構主義是后現(xiàn)代文化的重要標志，擁有理查德·羅蒂等一批哲學家隊伍。相對主義與建構主義認為：“認識世界的方式多種多樣，內容迥異卻同等有效，而科學只是其中一種方式?！焙沃^建構主義？“一般而言，說某個東西是被建構的，意思是它不是被發(fā)現(xiàn)的，而是被建立的，是在某個時間人們有意識地創(chuàng)造的。而說它是被社會建構的，就是在此之上補充道，建立它的是社會，是以一定方式組織起來的，有特定價值、利益和需要的人群”。相對主義必然是建構主義的后續(xù)。人為建構一個事實，意味著可以借助一個人為的事實證明某種命題。當命題與事實之間的關系納入人為建構的范疇時，見仁見智是一個必然的結果。羅蒂更為干脆地認為，一個命題之所以是真的，只能說相對于某種談論方式、某種話語體系，不存在證實這個命題的事實本身。如果改變談論方式或者話語體系，那么，命題是否為真必須重新考慮。這種相對主義的觀念必將為文化傳統(tǒng)騰出空間。當文化傳統(tǒng)成為談論方式或者話語體系的組成部分時，某些命題可以在文化傳統(tǒng)覆蓋的范圍自洽——一個民族可以在這個范圍理直氣壯地堅持自己的文化規(guī)范，而沒有必要遷就其他民族的不同觀念。博格西昂已經意識到建構主義、相對主義與后殖民時代文化抵抗的聯(lián)系：

從意識形態(tài)的角度講，同等有效論風行一時，跟它誕生在后殖民時代關系密切。殖民擴張的支持者常常借口被殖民者可以學習到西方先進的科學和文化，以此來為殖民辯護。今天的道德風氣已經與殖民時代大相徑庭，所以，（正確地）指出以傳播知識之名來奴役他人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腳的，或者更進一步，宣稱沒有高級的知識，只有不同的知識，而且不同的知識適應于各自的背景環(huán)境，看上去都很合時宜。

然而，博格西昂對于相對主義與建構主義十分反感。他堅定地站在客觀主義這一邊。博格西昂簡明地概括了客觀主義的基本觀點：“我們試圖理解和認識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都獨立于我們和我們的信念。即使能思考的生物從不曾存在，當前世界的許多性質還是不會有所改變。”當然，《對知識的恐懼》的主要內容不是闡述客觀主義的合理性，而是搜索與挑剔相對主義與建構主義論述之中隱藏的種種邏輯漏洞。這些漏洞或者導致前提失效，或者造成論證的中斷。對于哲學家來說，邏輯的完整與自洽甚至比顯而易見的事實證明還要重要。

《對知識的恐懼》偶爾提到社會科學與人文知識，仿佛有意回避社會科學與人文知識異于科學知識的復雜性。論證世界獨立性的時候，博格西昂列舉的例子是“山巒”或者“恒星”這些客觀事物。但是，世界同時存在一些僅僅因為人類而建構的“客觀事物”，例如貨幣。貨幣的意義如此重大，以至于對世界的影響絕不亞于“山巒”或者“恒星”。博格西昂也曾經提到貨幣，然而，他并未全面考察圍繞貨幣形成的知識與科學知識存在哪些性質上的差異。貨幣的知識屬于社會科學范疇。另一些知識稱之為人文學科，如道德倫理、風俗禮儀、審美標準等。文學顯然是人文學科的一個獨特區(qū)域。相對于科學知識，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與文化傳統(tǒng)的關系遠為復雜。在我看來，如下三個方面的特征必須進入視野。

首先，何謂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的“客觀性”。通常對于“客觀性”的表述是“不以主觀意志為轉移”，博格西昂附加了一個更為徹底的條件：哪怕會思考的生物不存在，事物的性質也不會改變。但是，這種形容僅僅適合一部分結論。人們必須對“主觀意志”的范圍加以限定。談論科學知識的時候，“主觀意志”指的是“人類”——科學真理不受人類意志的干擾；談論社會科學或者人文學科的時候，相對的“主觀意志”往往收縮為人類的一部分群體。語言符號的能指與所指是一種約定俗成，約定僅僅適合圍繞某一個語種形成的群體，譬如漢語、英語、法語、德語?！八钡墓P畫與讀音表示池塘或者江河之中的液體，這種約定的共享范圍是漢語群體，英語群體的相似約定圍繞的詞語是“water”。道德倫理、風俗禮儀、審美標準甚至規(guī)章制度等莫非如此——“不以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范圍可能限定于某一個群體。這個群體可以是一個企業(yè)、一個階層、一個地區(qū)居民、一個宗教共同體，或者延伸至一個民族。對于一個群體天經地義的事情，另一個群體可能不以為然，甚至視為陋習。與科學知識不同，社會科學或者人文學科形成有限的“客觀性”。既定的群體內部，有限的“客觀性”與科學知識的“客觀性”等值。作為人文學科的內容，文化傳統(tǒng)的“客觀性”既是有限的，又擁有強大的權威。

其次，與科學知識揭示的客觀事實、客觀規(guī)律不同，社會科學或者人文學科時常倡導與論證一種共識。共識并非固定的實體，而是始終處于形成、穩(wěn)定或者瓦解的觀念形態(tài)。如果說，科學知識可以大膽地宣稱：“只要是對的，一個人就夠了”——因為科學知識依賴實驗證明與嚴密的邏輯推論，那么，社會科學或者人文學科必須將肯定或者否定的人數(shù)作為重要的論據。對于共識的形成來說，肯定或者否定的人數(shù)具有重要意義。文化傳統(tǒng)通常內在地嵌入民族的集體意識，充當共識的重要內容。除了列舉種種事實，論辯的爭取與抨擊在共識的匯聚之中可能產生很大成效。因此，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爭論繁多，說服或者勸誡他人的沖動時常超過論證的嚴謹追求。

最后，與科學知識的穩(wěn)定性不同，社會科學或者人文學科種種獲得普遍認可的結論仍然可能遭受拋棄。歷史環(huán)境的重大改變是各種共識產生裂縫的重要原因——二者之間相互銜接的榫頭逐漸錯開了。這并不能證明，遭受質疑的結論曾經是一個錯誤，質疑毋寧表明這個結論不再適應當前社會的運行?，F(xiàn)今的法律體系與五百年前的法律遠為不同，但是，人們無法因為前者而否定后者，二者的評價分別相對于各自的歷史環(huán)境——法律體系與社會的橫向衡量是論斷這些法律體系優(yōu)劣的主要依據。從善與惡到美與丑，相似的狀況屢見不鮮。當然，歷史環(huán)境的漸變多于劇變，多種因素的交匯形成演變的種種錯動。既定的標準往往作為傳統(tǒng)頑強地沉淀下來，潛移默化地干預新的結論。因此，社會科學或者人文學科與歷史環(huán)境的交匯是一個復雜的再平衡工程。

考察“尋根文學”與現(xiàn)代社會的關系，必須意識到這些理論波動的多向擴散。

四

文化傳統(tǒng)、現(xiàn)代性與現(xiàn)代社會構成相互交織的關系。

許多思想家已經觀察到，現(xiàn)代社會的降臨時常伴隨文化傳統(tǒng)的斷裂?，F(xiàn)代性對于古典社會產生巨大的沖擊，文化傳統(tǒng)的去留帶來激烈的爭論。歷史事實表明，經濟領域與科學技術的巨大飛躍是現(xiàn)代社會降臨的兩個重要條件，二者共同顯示出普遍主義的特征。交通體系的發(fā)達帶來市場的急劇擴張，商品洪流迅速沖決古老的地域疆界。市場規(guī)范、法律契約、產品規(guī)格、價格體系以及度量標準與貨幣結算無不顯示出統(tǒng)一的渴求。共同認可各種標準是經濟大規(guī)模發(fā)展的前提，種種器物與生活方式逐漸脫離文化傳統(tǒng)背景而彼此趨同，種種神秘的、陳陳相因的儀式、風俗、規(guī)范、象征開始喪失權威，繼而退化、失效、失傳以至于無人問津。馬克斯·韋伯所說的“袪魅”，很大程度上即是形容這種狀況。作為現(xiàn)代社會的另一個“催生婆”，科學技術正在徹底重塑人類的生存環(huán)境，改善生活品質，重構社會關系。無論是生產領域、經濟領域還是軍事領域，科學技術的主導作用愈來愈明顯。很大程度上，人們將科學技術的巨大成就歸功于科學知識的性質?？茖W技術的理性與嚴謹意味著按照相同的原則認可種種公理，來自一時一地的文化傳統(tǒng)甚至被視為現(xiàn)代社會的絆腳石。然而，隨著現(xiàn)代社會愈來愈成熟，經濟領域與科學技術支配的現(xiàn)代性正在引起愈來愈多的反省。

世界范圍內，現(xiàn)代性的反省乃至批判曾經出現(xiàn)形形色色的主題與視角。從古老的義利之辯到文化守成主義思潮，人文學科對于市場與經濟的巨大能量時常表示強烈的擔憂。逐利傾向愈演愈烈，文化傳統(tǒng)保留的一些道德觀念、人情世故、社會準則及社會關系開始煙消云散。如果正義、公平、審美、信仰及一切親親疏疏無不待價而沽，贏得財富的同時能否贏得真正的幸福？如果一個社會充滿見利忘義、蠅營狗茍之徒，富裕的意義又是什么？如同一些人文學科的思想家所批判的那樣，資本的運作不僅帶來巨大的經濟成效，而且產生聚斂財富的巨大慣性，以至于迅猛摧毀種種制約與平衡的精神因素。如果無比豐盛的物質擠掉精神的所有空間——如果精神只能充當物質的奴隸，一些哲學家稱之為“異化”的狀況如約而至。這時，財富開始轉換為主宰人們的另一種不可控制的力量。能否返璞歸真，回到“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日子？人們力圖從文化傳統(tǒng)內部重新發(fā)現(xiàn)思想資源，召喚文化傳統(tǒng)的歸來。

如果科學知識的性質被視為遵從的范例，文化普遍主義必將隨之而來。這種理念不可避免地導致文化的同質化現(xiàn)象。如同大量生物物種的滅絕隱含的危險，文化的同質化同樣意味著眾多文化基因的滅絕。一種文化遭受挫折或者陷入困境，再也不存在另一些文化給予補救、平衡以及提供另類的思想觀念資源。世界發(fā)展史表明，文化普遍主義的推行時常伴隨文化霸權。一些弱小民族的文化被視為“低級文明”棄如敝屣。霸權主義的特征是，借助強大的經濟實力甚至武裝押運所謂的“高級文明”強加于人?；蛟S可以說，這是科學知識始料不及的反向效果。

顯而易見，現(xiàn)代性的反省并非拒絕現(xiàn)代社會，返回茹毛飲血、刀耕火種的原始狀態(tài)。從原始狀態(tài)到大工業(yè)生產與人工智能的崛起，現(xiàn)代社會的降臨來自歷史邏輯的強大驅動?，F(xiàn)代性的反省并非阻斷歷史邏輯，而是遏制與削減現(xiàn)代性的種種副作用，造就更為健全的現(xiàn)代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傳統(tǒng)不是拒絕經濟與科學技術的屏障，而是謀求與二者的有機結合，從而為“人的全面發(fā)展”提供更為充分的歷史條件。因此，置身于現(xiàn)今的歷史語境，文化傳統(tǒng)不是一個靜止的終點，而是“創(chuàng)造性轉化與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的起點。如何接續(xù)文化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社會的內在構成，這個復雜的課題涉及人類遠景的總體設計。盡管“文科無用論”的種種觀點力圖驅逐社會科學或者人文學科，但是，現(xiàn)代社會愈來愈明顯地表明，二者恰恰代表一種不可或缺的文化維度。作為富于探索精神的先行者，一批作家四十年前就已經意識到這些問題?！皩じ膶W”內部的多種意向表明了探索的豐富程度。人們所棲身的歷史階段，這些問題的縱深正在日漸清晰地展現(xiàn)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