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來，我從17歲開始寫作至今，已逾廿年。這廿余年來，我雖先后出版了近20部書，卻沒有好好為故鄉(xiāng)大足寫一部書。十年前，我倒是寫過一本關于大足石刻的小冊子，書名叫《蓮花的盛宴》，但該書遠不能涵括大足的歷史沿革、政治經(jīng)濟和人文風俗等內(nèi)容。

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的人都知道，作家需有一個寫作“根據(jù)地”，如莫言的高密、賈平凹的商周、阿來的藏地、畢飛宇的蘇北、蘇童的楓楊樹村……有了“根據(jù)地”，寫出的作品才會有血有肉，厚重而深刻，不打滑、不發(fā)飄。換句話說，唯有找到“根據(jù)地”的作家，才能擁有創(chuàng)作的“母題”。否則，寫得再多，都是瞎寫。東一榔頭，西一榔頭，沒有個靶心。借老百姓的說法，叫“破棉絮裹腦殼——亂撞”。

那么，我有創(chuàng)作“根據(jù)地”嗎？不知道。說沒有吧，好像不確切；說有吧，好像又沒有建立。若干年來，我就這么在似有似無、似真似幻中蹉跎了歲月。時間真是殘酷啊，彈指之間，我就從一個青年變成了中年。諺語云：“月過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萬事休?！边@是大實話，聽后讓人心生悲涼。但于我而言，又似乎還不到“萬事休”的時候。連桑榆之人尚且“老牛自知夕陽晚，不用揚鞭自奮蹄”，更何況我這樣的中年人呢?！督饎偨?jīng)》上說：“眾生皆苦，萬相本無，唯有自渡”，誠哉斯言。人活于世，歸根結(jié)底還在于“自渡”。當然，倘若在“自渡”的同時，又能“渡人”，那就更是善莫大焉了。古往今來，這樣的智者還是蠻多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趙智鳳。他開鑿“寶頂山石刻”，初衷是為“自渡”，但直到如今，他所留下的這筆寶貴的世界文化遺產(chǎn)，依然在“渡人”。因此，趙智鳳是不死的，他活在歷史長河中，活在文化史冊中，也活在后來者的心中。

我生為大足人，無疑是幸運的。因為，我生活的地方，曾經(jīng)誕生過趙智鳳?？蓜e小瞧了這個問題，一個地方，出過什么人和沒出過什么人，是大不一樣的。就像一個人，出生在什么環(huán)境，也是大不一樣的。有的人從小就有追求、有教養(yǎng)、有擔當，明是非，講正義，成年后對社會貢獻大；有的人自幼就頑劣成性，游手好閑，不學無術，甚至偷雞摸狗，紙醉金迷，為非作歹，成年后危害社會，做人做事都沒有底線。究其原因，皆可從生長環(huán)境中找到根源。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便是佛家所謂的因果。好因結(jié)福果，壞因結(jié)惡果，概莫能外。

扯遠了，還是說回這本書。數(shù)年前，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讀到學者熊培云先生的著作《追故鄉(xiāng)的人》。翻閱書中的圖片和文字，我如遭電擊，那一張張拍自作者故鄉(xiāng)的黑白照片，勾起了我對過往生活的無限回憶，心底的潮水洶涌澎湃。合上書頁后，我陷入了沉思。置身于當下這個日新月異的時代，人的步伐已很難跟上時代發(fā)展的進程。只要我們打開手機，瞬間就會被互聯(lián)網(wǎng)所包圍。一機在手，遍覽全球。哪怕你身處偏僻的村落，也好似站在世界的中心。我們所了解到的資訊，是趙智鳳無法想象的，也是趙智鳳的先輩們無法想象的。那么問題來了，既然我們每個人都被網(wǎng)絡安裝上了無形的“千里眼”和“順風耳”，為何卻喪失了趙智鳳那樣的理想和激情，缺乏趙智鳳那樣的愿力和創(chuàng)造力？我們發(fā)明、制造了那么多先進的東西，有幾樣是經(jīng)得起時間淘洗的？我們的大腦中充塞了海量的信息，有幾條是有價值、有營養(yǎng)的，對人的審美建構和人格提升是有益處的？當代人貌似博學，個個都是知識分子，可又有幾人的知識是成體系的，有建設性和思想性的？碎片、碎片，一切都是碎片。碎片的布料可以縫制出一件“百衲衣”，但碎片化的信息卻絕難修補一顆千瘡百孔的靈魂。

就拿我來說，我雖以出生于大足而自豪，但我真正知曉大足嗎？我能說出大足的一條河流、一條小巷、一段城墻的歷史嗎？不能。我的自豪不過是沾了老祖宗的光。認清這點，我的自豪瞬間轉(zhuǎn)成了自卑。于是乎，我有了要深入探尋大足文脈的強烈沖動。我可不想當外地友人向我問及大足石刻的問題時，我能告知對方的，僅僅是解說詞上的那點套話。

生而為人，是要知羞恥，懂敬畏的。不然，你有什么資格大言不慚地自稱文化人。退一步講，即使不談文化，僅從職業(yè)而論，不管你是從政、從商、從教，假如對自己故鄉(xiāng)的歷史一問三不知，又怎能做到臉不紅、心不跳地向他人侃侃而談，儼然老僧說法，仙人說道。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痹趯懽鞅緯倪^程中，我好似回到了唐宋時期，整日在昌州的白天和夜晚游走，我聽見過戰(zhàn)亂聲、哀鳴聲、求告聲，也聽見過讀書聲、風雨聲、念佛聲。我與韋君靖和趙智鳳對話，與嚴遜和馮楫聊天，與楊甲和趙昂發(fā)漫步，與文氏和伏氏工匠握手，與逃荒者和供養(yǎng)人座談……跟他們在紙上的交往中，我收獲滿滿。他們不但讓我窺探到昌州五百年的崢嶸歲月，還讓我洞悉了人類社會的隱秘變遷。在唐宋廣闊的疆域版圖上，昌州不過是個彈丸之地，但華夏民族不就是由無數(shù)的彈丸之地組合而成的嗎？任何一個邊地小城的風吹草動，都有可能引發(fā)一場鋪天蓋地的颶風或海嘯。

只是，本書關注的重心僅為昌州時期這段歷史，書中涉及的大足人文，也限定在伴隨昌州興衰的時間范圍之內(nèi)。對于昌州撤銷，大足歸入元朝后，以及它在明朝、清朝、民國，直至當下的歷史，并未涉及。今后若有契機，興許我會再寫一部書，專門探究大足從明朝到民國這段時期的風云變幻、跌宕時局和煙火民生。

實事求是地講，寫一部書不易，寫好一部書更不易。由于記載昌州的史料闕如，要想全面而詳盡地反映昌州的人文狀貌，幾乎不大可能。細查已出版的縣志，以及唐宋時期關涉昌州的各種文史資料，所載也是只言片語，里面的信息模棱兩可，這給我的寫作帶來了難度。目前，收錄資料最全的，當數(shù)《大足歷史文化大觀》（重慶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一書，本書中涉及的部分事件和人物，依賴該書為據(jù)，在此說明并向編纂者致謝！

近幾年，頗為流行為一座城市作傳。自從英國作家彼得·阿克羅伊德創(chuàng)作的《倫敦傳》問世以來，好評如潮，其影響覆蓋世界各國。中國作家受此啟發(fā)，紛紛提筆，或自發(fā)或受邀為某座城市寫傳，如《南京傳》《北京傳》《上海傳》《成都傳》等。我無意跟風，擠進這支作傳隊伍中來湊熱鬧，博人眼球，賺取流量。況且，像大足這個地方，即便有蜚聲中外的大足石刻，也未必人盡皆知。生活在這個花花綠綠、瞬息萬變的時代，牽人目光和使人分心的事情委實太多了，誰會對一個跟自己毫不相干的陌生小城感興趣呢？故我寫昌州和大足，是真心想寫，無關乎其他。作為一個喝著大足的水、吃著大足的飯長大的文學寫作者，如果我不去寫它，難道還指望其他人去寫它嗎？

最后，我想再啰嗦幾句，談談本書的寫作手法。在決定動筆之前，我的腦子里都是一團霧水，只有寫作的念頭，卻不明確具體該用哪種文體來書寫。究竟是采用小說、散文，還是采用詩、紀實文學，抑或時下大受讀者歡迎的非虛構，不得而知。直到在那個下著小雨的午夜，我坐在電腦前，用鍵盤敲下“我沿著龍崗山拾級而上，漫漶的記憶日漸清晰”這句話時，我一下子找到了感覺，靈感的泉水汩汩涌出。那夜之后，我越寫越順暢，也幾乎沒有考慮自己寫下的是什么文體。我唯一的驅(qū)動力就是寫，寫下自己對故鄉(xiāng)的觸探、體認和感知……當然，這寫的前提，全都是基于愛。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蔽膶W也是“我思”的藝術，更是“我在”的藝術。只要我寫出的文字，能搭建起一條通向故鄉(xiāng)的路，至于它是何種文體，已然不那么重要了。為此，敬請讀者諸君諒解，假如你們從本書中讀出了詩、散文、小說的味道，皆屬正常。其實，我真正渴望的，并不是讀到本書的人，能從中讀出什么文體，而是從我書寫的故鄉(xiāng)中，能讀出或辨認出你們的故鄉(xiāng)。從廣義上說，所有的中國人，都擁有同一個故鄉(xiāng)。

已故著名作家陳忠實健在時，曾發(fā)誓要寫一本能給自己死后墊枕頭的書，他做到了，寫出了《白鹿原》。我沒有他那樣的野心和雄心，只想今生能寫出一本對自己有所交代的書。不然，縱使寫作一輩子，哪怕著作等身，也是遺憾?，F(xiàn)在，有了這本《山河故土——昌州文脈五百年》，我的心踏實了許多，寬慰了許多。至少，當我行走在故鄉(xiāng)的大地上時，我的腳步將不再躑躅，身子將不再搖擺，心靈將不再空虛。

面對故土，我永懷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