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慶國在《文化地理學視閾中林白小說研究》中以初刊本為原始史料，通過扎實的文本細讀與實證批評，考察了1990年代初以來林白的文學行為與批評家的批評實踐之間的“對話”關系，并提出應從“地方路徑”去理解林白的文學行為轉向。這樣的解讀，相當程度地顛覆了既有林白小說研究的框架及認知，至少在我看來，是有理有據(jù)而又新穎獨到的。林白一直以來被學界認為是極具代表性的女性主義作家。由此出發(fā)，我們也需要對批評實踐中涌現(xiàn)的一些現(xiàn)象和問題進行深思。比如，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的興起和流變中，究竟融入了多少作家的功利性目的，又暗藏著多少男性批評家的“權力”審視？這些都需要我們深入到歷史的細部，做進一步的探討，光是搬用一些“主義”或概念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也難以令人信服。

值得一說的是，《文化地理學視閾中林白小說研究》考察并厘清了1990年代當代文學史上別具影響的一場女性主義文學論爭。這場論爭持續(xù)時間較長，關涉不少知名作家和學者，它讓我們看到新時期女性主義文學興起時，人們對于女性主義理論和女性主義文學的理解、想象乃至誤讀。論爭本身，雖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放在當代“后四十年”的歷史長度考察，卻自有其內(nèi)在的邏輯和某種深刻的必然性。

以往有關的林白小說研究，大多是基于西方女性主義理論框架的套式化解讀。我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寫真》，也隨大流地將其定位為“具有鮮明的女性意識”的女性主義文學，稱其創(chuàng)作“不再企求融入社會主流話語，而是以一種決絕的姿態(tài)，對抗甚至顛覆這種話語，以拓展女性話語的生存空間，表現(xiàn)出張揚的女權主義色彩”。而肖慶國的《文化地理學視閾中林白小說研究》卻獨辟蹊徑，在文本細讀與實證批評融合的基礎上，從“地域文化”角度切入考察林白小說。它向我們展示出一種新穎且有生命力的批評觀念或批評方法，突破了普遍存在于學界的理論先行甚至“強制闡釋”的窠臼。肖慶國的學術實踐，也表明對“批評”還是可以“再批評”的，或者說，“批評本身即批評”。

我曾說過，當代文學批評可分為“新人新作初選”與“經(jīng)典作家作品重評”兩種路向，它實則是運用嚴格乃至殘酷的文學史的“篩選”或“壓抑”機制，對浩瀚無比而又層出不窮的作家作品進行不斷的“歷史化”和“經(jīng)典化”。文學批評是進行文學研究及文學史撰寫的基礎。它們之間當然有密切關聯(lián)，有時甚至很難區(qū)分，尤其是批評與研究，但批評畢竟有自己的屬性。因此，將批評與研究及文學史簡單等同，或把文學史變成批評的擴大版，是必須避免的。這不是在批評與研究及文學史之間劃分什么“等級”，而是基于它們各自不同功能價值的考量。如果說“新人新作初選”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批評，是“歷史化”的第一道環(huán)節(jié)，那么“經(jīng)典作家作品重評”（也包括文學史編寫），就是“歷史化”的第二道環(huán)節(jié)。今天，在當代文學經(jīng)歷了70多年發(fā)展并需要全面總結的大背景下，為了更好地提升“歷史化”的第一道環(huán)節(jié)的考量，批評不僅可以走出狹隘的“審美城”，而且還有必要對印象鑒賞式初選、初評的文本對象重新進行審察，這或許能給我們以鏡中觀像、他山攻錯式的啟迪。而要做到這一點，就應重視文本與社會歷史之間的幽微關聯(lián)，防止和避免批評時過于主觀隨性的偏執(zhí)。這或許就是有學者所說的“史的批評”吧。

近年來，“地域文學”“地域文化”“地方性”“地方路徑”等概念，在學界時常被提起。肖慶國的《文化地理學視閾中林白小說研究》似乎暗合并呼應了這種學術思潮。他借助于史料，爬梳和還原林白自廣西“北漂”至北京這一現(xiàn)實的生存生命體驗，并進而揭示它與其文學行為變遷的相關性。這不僅僅是一種文學現(xiàn)象，更是一種文化現(xiàn)象，在文學史上絕非個案。以往的地域文學研究往往是靜態(tài)的觀照，而《文化地理學視閾中林白小說研究》則是動態(tài)的，它超越了恒定固化的模式，有自己獨到的路徑與方法，這是相當難得的。

（作者系浙江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