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王安憶、鐵凝筆下女性身體書寫為反抗創(chuàng)傷與壓抑而承載著沉重的文化與道德重負相比，陳染、林白筆下的女性身體書寫呈現(xiàn)出一種沉溺于狹小空間的自憐與呻吟的“個體化寫作”（1）。與沉浸于肉體欲望的展示和身體原欲化的寫作相比，盛可以、喬葉、付秀瑩等“70后”女性作家，其新世紀以來的文學創(chuàng)作將身體返回自身，以日常生活化書寫呈現(xiàn)身心一體化的本然敘事與詩學建構?！?0后”女性作家以肉身化敘事、主體性訴求和話語體系構建為路徑，將身體從政治與道德的重壓下抽離，通過對生存處境的密切關注和細密表達，展現(xiàn)女性身體的現(xiàn)實遭際及本然處境；將身體從“被凝視”“被塑造”的泥淖中掙脫出來，變被動塑造為主動書寫，試圖形塑屬于女性自身的身體美學標準，宣示自主權與建構主體性；將身體從“沉默”“失語”的游離狀態(tài)中喚醒，以女性獨特的生命體驗與心理意識尋覓屬于身體的語言，以“去歷史化”“去男性化”之方式構建身心合流的“身體道德”，構筑女性身體的話語體系。可以說，“70后”女性作家的身體書寫呈現(xiàn)出一種極具張力的狀態(tài)，她們以身體為原點與媒介，通過具身性體驗與鮮明女性意識激活身體的主體性表達，從身體出發(fā)又不囿于身體，書寫身體又通向精神，呈現(xiàn)身體又不蜷縮在身體之內，構建起與現(xiàn)實世界深度溝通與理性對話的有效通道，既以無畏之姿對以往身體書寫話語展開挑戰(zhàn)，打破既有表達范式與思維定式，又對社會、性別、文化等問題進行深刻洞察，有力地拓展了文學研究的邊界與女性書寫的維度。

一、肉身化：返回身體的本然敘事

法國學者米歇爾·亨利在《肉身化：一種關于肉身的哲學》中指出：“在最初的意義上，肉身化涉及地球上的全部有生命的存在者，因為它們是全部的肉身化存在者?！焙髞?，他認識到這種肉身化泛指全部的肉身化存在者的表述過于籠統(tǒng)，又將與之有密切關聯(lián)的“身體”分為三種，即“作為生物學實體的身體”“作為有生命的存在的身體”“作為人體的身體”。此處“作為人體的身體”不同于前兩者的根本之處在于，“它屬于一種根本不同的存在論區(qū)域——絕對主體性的區(qū)域”（2）。這種“絕對主體性的區(qū)域”與梅洛-龐蒂所謂的“客體和主體的中間”區(qū)域和渾然一體的“世界之肉”（3）具有一致性，即肉身性的本然身體。這種身體是世俗化的肉身，既不承載過多的文化意義，也非生物性的本能化軀體，而是人之身體的本然狀態(tài)。對人而言，身體首先是指肉身，其次才是精神及符號。對于身體寫作來講，“身體敘事”首先是“發(fā)現(xiàn)身體、回到身體，以消除身體和存在的割裂為創(chuàng)作旨歸”（4），其次才是由身體書寫而衍生的其他意義。

回顧之前的“身體敘事”，中國當代文學“還停留在對文化、社會、精神的想象上，對于身體本身的想象幾乎還是空白。身體的細節(jié)并沒有得到全面的書寫，凌空蹈虛的寫作風氣依舊風場盛行”（5）。此處言及的“凌空蹈虛的寫作風氣”指忽視或跨越身體肉身性，即“省略了肉體和欲望這一中介，而直奔所謂的文化意義”的寫作，從這個意義上說，“是文化閹割了身體，以致文學史上留下了許多沒有身體的、大而虛的作品”（6）。到了新世紀，尤其在“70后”女性作家的創(chuàng)作中，這種境況到得了根本性改變。她們的文本迥異于以往的女性身體書寫，彰顯特有的創(chuàng)作姿態(tài)與不凡的藝術調性，呈示出一種平和的敘事風格與淡然的美學意蘊。換言之，她們的身體敘事不再刻意地關注社會政治、文化意義及道德內涵，而是關注身體及其本然化的現(xiàn)實遭際與真實處境，表現(xiàn)為回歸肉身化書寫與日常生活敘事，使女性身體書寫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首先，肉身化敘事凸顯對身體生存處境的密切關注和細密表達，呈示一種肉身景觀化的文學征候。肉身性并非為身體存在的終極意義，卻是身體存在及其承載肉身之外一切意義的物質基礎。女性作家的寫作根底上是“與女性軀體和欲望相聯(lián)系的”（7）?！侗泵谩分械腻X小紅、李思江的遭際是身體的真實寫照；《道德頌》中的旨邑與水荊秋、謝不周的情感糾葛，是關于女性身體欲望訴求的追問；《日近長安遠》中的羅錦衣與《他鄉(xiāng)》中的翟小梨城市生存的成功，依靠的是堅強意念與肉體獻身；《女傭手記》中進城務工的保姆們與《野望》中留守芳村的婦女們一樣，無論是在城市還是在鄉(xiāng)間，她們的喜悅、幸福和榮辱都與身體密切相關，也是身體處境的一種外現(xiàn)。這些肉身化書寫呈現(xiàn)出兩個特點：其一，文本中的女性都是生存于社會底層或邊緣的小人物；其二，她們立足社會的資本唯有肉身性的身體。無論是留守鄉(xiāng)村的婦女，還是外出打工的“北妹”和保姆們，抑或游蕩于城鄉(xiāng)間的西西與甄寶珠們，她們大都既沒有文化，又無專業(yè)技能或創(chuàng)業(yè)資本，她們只有勞動力和肉體?！?0后”女性作家不約而同地選取這樣的書寫路徑，呈示出趨同的敘事選擇，一方面是時代的社會引力使然，另一方面也與女性身體的現(xiàn)實處境不無關系。或許，這些處于社會邊緣的女性肉身的遭際，更能本然地呈現(xiàn)當下女性身體的真實處境，也更能展現(xiàn)時代變遷和社會發(fā)展中女性作家對女性肉身生存的認知和書寫。不難看出，這種邊緣化小人物肉身式書寫視角的選擇，本身就構成了一種特定的身體政治與話語策略，對肉身性的強調與凸顯，也是對女性身體主體性建構的呼喚與期冀。

其次，肉身化敘事以對日常生活中身體生存、情感糾葛與性愛關系的書寫顯現(xiàn)。日常生活中的身體書寫是肉身化敘事必然的敘事路徑。在付秀瑩的《陌上》《野望》中，身體化書寫始終是芳村世俗生活的主題。從建信與春米、中樹與小鸞、銀栓與瓶子媳婦這幾組男女關系看，女性身體及關于身體的言說是文本表現(xiàn)的重心，女性命運的沉浮、情感的悲喜與她們身體的處境密切相關。日常生活的主要目標是維持肉身生命的延續(xù)，而身體的價值“存在于身體與世界的互動之中”（8）。沒有身體與世界的互動，身體就只是一具生物學意義上的軀體。無論是盛可以《女傭手記》中進城務工的保姆群體、《野蠻生長》中的李春天和劉一花，還是周瑄璞《日近長安遠》中的甄寶珠，以及喬葉《四十三年簡史》中的“她”，無論是對物質生活的追求，還是對肉體歡愉的表達，身體一直是日常生活的核心，也是作家對日常生活認識和書寫的重心?？梢哉f，新世紀以來女性書寫對身體肉身的關注正是通過日常生活的身體化敘事顯現(xiàn)，凸顯身體肉身的處境及其價值。

最后，“70后”女性作家的肉身化書寫呈現(xiàn)出一種本然敘事的美學風格。這種本然敘事不像陳染、林白那樣由身體出發(fā)抵達精神，書寫身體的初衷或終極目的是為了完成“對精神痛苦與焦慮的呈現(xiàn)”（9），在對身體的傾訴中固執(zhí)地渴求精神的撫慰與靈魂的熨帖；也不像木子美、竹影青瞳那般由身體書寫抵達肉欲，不再展示靈肉分離的痛苦與掙扎，拒絕靈魂與情感的介入，執(zhí)著又赤裸地表達身體肉欲的狂歡和情緒的滿足；而是由肉身書寫回歸身體，恢復身體的感官功能與意識，既不回避肉體的自然欲求，也不刻意宣示或消解精神的意義，將身體的欲求與精神的滿足統(tǒng)一到肉身敘事中，書寫身體本然的感受。在《妊娠紋》中，通過對腹部妊娠紋的凝視，女性內心深處不安的沖動與長久以來被社會規(guī)訓所壓抑的自我意識，隨著文字的流動傾瀉而出。

可見，在“70后”女性作家的文學書寫中，身體這個世俗的肉身卸載掉了原本不屬于自身的清規(guī)戒律，變得“輕飄”起來。究其原因，“70后”女性作家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沒有自覺而鮮明的身體反抗意識，也不背負過多的道德、文化壓力，而是將身體還給自身，既展現(xiàn)肉身的艱難與生存的困惑，又表現(xiàn)身體的合理欲求，服從身體的本然原則，呈現(xiàn)身體在日常生活中的本然處境。

二、“我的身體我做主”：主體性的實踐建構

有學者指出：“身體是主體，這就是身體的真實身份和地位。主體性就是身體自我實現(xiàn)、自我確認、自我領受的品行，即真實的主體性只能是身體主體性?！保?0）而身體在當代中國文學的身體書寫中恰恰是缺位的，其根本原因在于：“認識不到身體的這種神秘和神奇品格，就會把本屬于身體的主體性歸結為他者的屬性，阻礙身體——主體在文學藝術中的出場?！保?1）這一觀點戳中了女性作家身體敘事的命門。然而，在盛可以、喬葉、付秀瑩等女性作家的身體書寫中，我們看到了可喜的變化，她們的文本中隱匿著一種積極建構身體主體性的意識與嘗試。

其一，從“被凝視”的“他者”處境中抽離，由“被塑造”到“主動寫”。從古至今，女性身體始終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存在，它既是社會規(guī)訓的對象與文化、道德言說的禁忌，又是文學藝術關注的焦點。在以往的文學書寫中，女性身體在男性作家筆下常常是體現(xiàn)男性審美理想的介質，一種對象性的存在，一種空洞而又“漂浮的能指”（12）。因此，構建主體性的身體書寫，必須改變這種“被凝視”“被塑造”的被動處境，“找回自己被放逐和被‘他者化’的軀體，才有可能作為言說者存在?！保?3）在“70后”女性作家筆下，很難見到以往男性作家文本中的貌如天仙、美若芙蓉的女性形象，要么有意淡化女性身體，要么就是平凡的女人形象。如盛可以小說中對女性身體的描寫：“左依娜的乳房偏偏不挺，像推土機推動的土地一樣平整，只有兩顆葡萄般大小的東西，頑強地生長在屬于乳房的地盤上，像不經意間，從推土機里遺落的石子?！保?4）“西西對著鏡子張開嘴，牙齒咬合，遺憾它們長得參差不齊。有的像玉米，有的像黃豆，相互鬧別扭，牙縫寬得可以塞牙簽，顏色像泡了一個冬季的酸菜?！保?5）這樣的身體描寫，徹底打破了以往那種“膚如凝脂”“齒如瓠犀”的傳統(tǒng)女性身體書寫，“去盡了男性的欲望，從而散發(fā)出來自女性的真正的美”（16）。她們不再有意迎合男性的審美趣味，而是順著女性身體主體意識和文本邏輯進行敘事，變被動塑造為主動書寫，試圖建立屬于女性的身體美學標準。

其二，跳脫婚姻的桎梏，重構身體主體的自由?；閼偈恰?0后”女性文學創(chuàng)作中一個重要的書寫領域，如喬葉的《認罪書》《鱸魚的理由》《月牙泉》、盛可以的《水乳》《道德頌》《無愛一身輕》等。這些文本的核心主題是婚姻與情感、身體自由之關系。從現(xiàn)實來看，婚姻是維護女性權益的制度性保障與維持社會秩序的必然性需要，也是女性情感與身體自由的一種桎梏?！盎橐龅谋瘎⌒裕辉谟谒幌蚺吮Ｕ纤S諾過的幸福而是因為婚姻摧殘她，使她注定要過重復和千篇一律的生活?！保?7）正是這種平庸的日子和漫長的時光消磨了婚姻的情感基礎，禁錮了女性的身體自由。因而，反抗平庸的日子，跳脫婚姻對女性身體的桎梏，成為她們追求身體主體自由的不二法門。

《鱸魚的理由》中鱸魚堅持離婚的理由是婚姻的無趣與平庸使她無法忍受：“我就想離婚了。真的，我們之間也沒有什么矛盾，可我就是起了離婚的念頭。我覺得他越來越陌生，越來越讓我厭煩?！保?8）在《黃金時間》中作者借女主人公之口袒露內心的想法：“他人不壞，說到底，只是平庸，全面的平庸?！保?9）忍受不了丈夫的無趣與平庸，她們堅持離婚，無法離婚時，她們選擇其他方式宣泄內心的苦悶，表達身體的抗議。于是，我們看到左依娜、旨邑、朱妙等無數(shù)個被困在婚姻囚籠中的鮮活的女性和女性身體?！?0后”女性作家不約而同地以此方式來反抗婚姻的桎梏，尋求情感的慰藉與解脫，根柢上是她們真實的身體感受與源自生命深處鮮活而又純粹的女性意識。這種意識的刻畫與呈現(xiàn)不得不說是對身體自主權的宣示與主體性建構的嘗試。

其三，從生育的魔咒中解放出來，找尋女性身體自主意識的獨立與覺醒。盛可以在一次訪談中指出，衡量現(xiàn)代女性的標準是“三個解放”，即“思想觀念解放”“經濟解放”“生育解放”?！吧夥拧笔侵浮吧c不生，自己的身體自己做主”（20）。生育是女性特有的功能屬性，與女性的子宮直接相關。某種意義上，生育的解放就是將子宮從單向度的生育功能屬性中解放出來，還原它的自然屬性。換言之，當不再把子宮看成社會和文化屬性上的生育工具時，它作為女性身體生命活力給養(yǎng)和身體自由的意義才得以體現(xiàn)。我們知道，子宮不僅是孕育生命的溫床，也是女性身體煥發(fā)生命活力的源泉。然而，在女性身體敘事中，子宮常常扮演著扼殺女性命運、剝奪女性幸福的禍首角色?！稌r間少女》中的西西、《息壤》中的初雪與《道德頌》中的旨邑等，都因子宮失去生育功能而陷入了生活的泥潭。在這些書寫中，沒有生育的喜悅，只有子宮不能生育的困惑與悲痛。作者借此揭示社會文化對女性身體的規(guī)訓、控制與傷害，也在這種揭示中以子宮屬性的失位昭示“生育解放”對女性身體的重要意義。

“生育解放”還指向了身體意識的獨立與身體自由的覺醒。經歷近百年婦女解放運動之后，女性獲得了與男性同等的政治、工作和經濟等權利，然而這僅僅是女性身份獲得了法律和制度層面的保障，在文化道德和社會意識領域仍然潛存著無形的不公。而只有身體不再作為附屬價值存在時，它的主體性價值和意義才顯現(xiàn)出來?！侗泵谩分绣X小紅的“另類”是因為她對待身體和性的意識及行為，與她所處時代的世俗觀念格格不入；《水乳》中的蘇曼勇敢走出婚姻的羈絆，游弋在不同男人之間，酣暢淋漓地享受身體的歡愉，是女性意識獨立與身體自由意識覺醒的體現(xiàn)。她們以行動宣示對身體的主權，不再困于世俗道德，也與金錢無關，她們意識到身體的欲求對于生命價值體現(xiàn)的合理性，她們是身體的主人。

三、讓“身體”發(fā)聲：女性身體話語的書寫路徑

如果說新世紀以來女性身體書寫以肉身化方式展示身體是一種敘事姿態(tài)和藝術選擇，張揚身體自主意識和追求身體自由是其創(chuàng)作的精神旨歸與意義向度，那么讓身體發(fā)聲，創(chuàng)建屬于女性身體的話語體系，是其迥異于以往身體敘事的創(chuàng)作進路和書寫策略。有學者認為，新時期以來女性文學創(chuàng)作的“話語方式一直是男權主義的，女性群體長期以來作為‘沉默者’，不僅被剝奪了話語權，也被剝奪了話語方式”（21）。從女性身體書寫的現(xiàn)實來看，此論可謂一語中的。身體雖是女性文學書寫的一個重要命題，但它長期游離于自身之外，沒有獲得獨立的話語權利，處于“失語”狀態(tài)。打破這種狀態(tài)，構建身體話語是女性身體寫作的未竟事業(yè)與必然選擇。

從根本上看，只有返回身體，讓身體發(fā)聲，尋覓屬于女性身體的語言，呈現(xiàn)其獨特的體驗與精神處境，才可獲得話語權利。恰如埃萊娜·西蘇所言，“寫你自己。必須讓人聽到你的身體”，必須“通過身體將自己的想法物質化”，必須“用自己的身體表達自己的思想”，才能“將自己的經歷寫進歷史”（22）。對女性而言，身體是獨立于世界并能夠辨識與突顯自身的唯一東西，也是“唯一可以被用來作自我表現(xiàn)的媒介”（23）?！?0后”女性作家深切地領悟到這一玄機，她們通過身體與世界交往的文學敘事，直視身體感受與心理意識，構筑屬于自身的話語體系。其書寫路徑可概括如下。

第一，以女性獨特的生命體驗與心理意識凸顯身體的社會位置和精神處境。從生理上說，子宮、乳房等是女性身體體驗的特殊領域，由此而來的性別體驗便成了“女性對內建構自我和體認生命、對外與世界建立關聯(lián)的重要途徑之一”（24）?？梢哉f，讓身體發(fā)聲是“70后”女性作家身體敘事的重要特征與書寫路徑?！断⑷馈芬猿跫遗宰訉m的遭遇來思考女性生育問題。母親吳愛香生下兒子后，完成了作為女人的使命，子宮被套上冰冷的金屬環(huán)，肉體和精神上飽受煎熬，至死都在尋找失去的女性健康與生命活力。女兒初雪的不能生育，帶來的自然是女性慣常的不幸命運。如果說吳愛香的身體遭遇可歸咎于時代，初雪的命運算是偶然，那么懵懂無知的初秀的意外懷孕訴說的卻是女性身體逃脫不了的宿命。文本中關于初秀子宮中胎兒去留問題的爭執(zhí)與妥協(xié)，看似是一次普通的家族商討，上演的卻是關于女性身體及其命運的深刻反思。

如果身體及其器官在以往文本中是一種工具性或符號化的存在，那么在盛可以、喬葉等“70后”女性作家筆下，它們是作為身體的主體存在并彰顯自身的。這些器官代表著身體在表現(xiàn)和發(fā)聲，不僅呈現(xiàn)女性的獨特體驗與生命意識，而且是“女性在走出家庭，走向社會所表達的最有利的話語方式”（25），肩負著構建女性話語的使命。乳房、子宮是女性身體獨有的，“只有說到它，新的話語才能誕生，那就是女性的話語”（26）?！?0后”女性作家通過對女性身體器官的言說，創(chuàng)造出一種新的寫作形式，使身體敘事?lián)碛辛俗约旱穆曇艉捅磉_方式（27）。

第二，讓身體走出逼仄的意義空間，在與世界的交往中彰顯自身。如上所述，身體是女性文學創(chuàng)作最為直接、獨特且有效的表現(xiàn)方式和書寫策略，它使女性文學找到了屬于自己的聲音和話語權利，打開并進入了嶄新的歷史和意義空間。一方面，“70后”女性身體書寫讓人物走出逼仄窘迫的生存環(huán)境，到廣闊的社會生活中尋求自身的自由與訴求，重塑女性身體的形象及價值意義。付秀瑩《他鄉(xiāng)》中，面對父權的壓迫與夫愛的缺失，翟小梨下意識的“沉默”與刻意的“討好”并未改善自身尷尬的處境與失語的狀況，無奈之下，她選擇了逃離，赴京求學。過程雖艱難，但終究贏回了女性尊嚴，獲得了新的生活?！断⑷馈分械某踉啤ⅰ蹲饑馈分械膮谴竽?、《野蠻生長》中的李春天，與翟小梨有著相似的命運，她們都是默默忍受之后義無反顧地選擇了逃離，到更廣闊的空間，通過努力贏回女性的尊嚴與身體獨立。

另一方面，“70后”女性作家打破以往社會道德文化規(guī)約為身體造就的牢籠，以“去歷史化”的方式構建女性身心合流的“身體道德”。從歷史角度來看，“身體道德”某種意義上就是男性身體的道德，女性身體在其中處于被規(guī)訓、壓制和遮蔽的狀態(tài)。隨著女性主義的興盛和女權主義運動的發(fā)展，這種認知受到了質疑與批判。在女性主義者看來，“身體道德”主要表現(xiàn)為身心自由。這一點在盛可以的創(chuàng)作中表現(xiàn)得尤為充分。熟稔盛可以小說的讀者可以清晰地感知到，她的小說常常設定一種“一女三男”模式，或者說女性人物總是同時在與幾位男性人物進行著身體交往，如《北妹》中的錢小紅與朱大常、廖正虎、夏及峰，《水乳》中左依娜與平頭前進、莊嚴、吉姆朗格，《道德頌》中的旨邑與水荊秋、謝不周、秦半兩。在這些男女關系中，女性人物在對待身體方面都保持著近乎驚人的一致性，即她們不再呆板地遵從社會世俗及傳統(tǒng)道德的規(guī)約，而是順從身體的需要和內心情感的發(fā)展來安置自己的身體及行為。在她們的觀念中，身體不再是限定她們行為的“一種拖累，一種障礙，一個監(jiān)牢”，“而是一個自主的存在”（28）。這是“70后”女性作家以文學書寫所打造的新的“身體道德”，并借對這種道德的書寫來構筑女性身體的話語體系。

第三，“去男性化”的文學敘事。這種“去男性化”的文學書寫，是將男性人物作為推動文本敘事或情節(jié)發(fā)展的符號，不具備獨立的敘事功能與價值主體性。這在“70后”女性作家的文本中并不鮮見，如喬葉《黃金時間》中男人的邋遢、平庸與猥瑣，《零點零一毫米》中丈夫的自私、虛偽與懦弱；盛可以《息壤》中閻真清的不思進取、吝嗇，戴新月的偏執(zhí)冷漠、自私自利，初雪丈夫的偽善虛假、道貌岸然，等等?？梢哉f，在她們的書寫中，男性人物要么長相丑陋，要么人格猥瑣，要么性情古怪，甚至很多連姓名都沒有，只是一些“他”“男人”“丈夫”等符號與代碼。當然，“也許只有男性的去勢和退場，女性才可能擁有身體的所有權，才可能隨心所欲支配和享受自己的身體，身體也才可能從此生發(fā)出一系列或神奇或怪誕的充滿自戀意味的故事，所以書寫男性的去勢成為她們身體敘事中明顯一致的策略”（29）。可以說，這種將男性人物同質化、類型化、符號化的“去男性化”書寫路徑，具有明顯的彰顯女性身體話語與建構身體主體性的意圖。

新世紀以來，“70后”女性作家身體書寫從敘事姿態(tài)、精神建構及創(chuàng)作路徑三個向度實現(xiàn)了對以往身體書寫的突圍與超越，呈現(xiàn)出新的文學征候。一方面，她們的身體書寫突破了80年代女性身體敘事極具“道德重負”與“文化重壓”之色彩，將身體從與文化和道德的糾纏中剝離出來，有意淡化或消隱啟蒙、反思和批判等工具性色彩，借對日常生活中女性身體感受的描摹，展現(xiàn)女性身體的社會現(xiàn)實表征與本真存在狀態(tài)。另一方面，她們的創(chuàng)作從主題到內容都突破了90年代女性身體寫作的私密性與個人性，不再局限于狹窄、密閉的空間中，而是將其展露在廣闊的時空背景與現(xiàn)實語境之下，將女性和女性話語、經驗置于鮮活的社會現(xiàn)實中，使其與現(xiàn)實生活發(fā)生關聯(lián)并構成一種互文性的生成關系。她們筆下的主人公是社會現(xiàn)實中各個階層的女性，其行為狀態(tài)及精神風貌就是當下女性群體的真實寫照，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和社會性。她們通過展示女性身體意識的獨立與身體自由的覺醒，構建女性身體主體性與精神圖景，彰顯女性身體寫作的時代價值與歷史意義。

注釋：

（1）賀桂梅：《當代女性文學批評的三種資源》，《文藝研究》2003年第6期。

（2）楊大春：《肉身化主體與主觀的身體——米歇爾·亨利與身體現(xiàn)象學》，《江海學刊》2006年第2期。

（3）楊大春：《感性的詩學——梅洛-龐蒂與法國哲學主流》，第23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4）楊經建：《“身體敘事”：一種存在主義的文學創(chuàng)作癥候》，《文學評論》2009年第2期。

（5）（6）謝有順：《文學身體學》，汪民安主編：《身體的文化政治學》，第196、197頁，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3

（7）（23）張京媛主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第8、167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8）王曉華：《身體詩學》，第4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9）齊紅、林舟：《從性別到身體——對“60后”與“70后”女性寫作的比較》，《文藝爭鳴》2008年第10期。

（10）（11）王曉華：《主體缺位的當代身體敘事》，《文藝爭鳴》2008年第9期。

（12）張志忠：《身體寫作：漂浮的能指》，《當代文壇》2005年第1期。

（13）張清華：《中國當代先鋒文學思潮論》（修訂版），第292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14）盛可以：《水乳》，第2頁，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6。

（15）盛可以：《時間少女》，第18頁，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6。

（16）林白：《致命的飛翔》，第70頁，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96。

（17）〔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第297頁，鄭克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

（18）喬葉：《擁抱至死》，第143頁，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15。

（19）喬葉：《旦角》，第18頁，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5。

（20）黃茜、盛可以：《〈息壤〉寫的是女性觀念的交鋒》，《南方都市報》2019年3月31日。

（21）冉小平：《論新生代女作家的女性書寫》，《求索》2004年第1期。

（22）（26）（27）黃華：《權力，身體與自我：?？屡c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第119、129、135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24）劉琳：《生育、疼痛與身體政治——盛可以〈息壤〉論》，《當代作家評論》2024年第3期。

（25）杜睿：《“他者”的世界與女性鏡像書寫——閻連科〈她們〉的女性話語解構》，《當代作家評論》2021年第3期。

（28）〔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I》，第8頁，鄭克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

（29）顧曉玲：《現(xiàn)當代女性文本與身體敘事》，《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