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旅游之風十分興盛，作為當時重要的文學流派，公安派也打上了這一文化烙印，公安三袁、江盈科、陶望齡等人大都性近山水、嗜游成癖。在游覽過程中，他們往往對奇景有著超乎尋常的關注。如袁宗道曾詢問陶望齡：“所游幾峰，何峰最高，何洞最奇？”又說：“足下選勝于南，我輩探奇于北，固知世間大有閑人。”那么，公安派所謂的“奇景”到底有著怎樣的審美特征與文化淵源？其“奇景”觀念對于文學創(chuàng)作又有著怎樣的影響？

“奇景”的審美特征

在前代文人的旅游傳統(tǒng)中，既有對自然景物的欣賞，又有對人文古跡的熱愛。公安派文人所提及的“奇景”大多屬于自然景物，鐘林斌在《公安派研究》中就曾指出：“作者足跡所至，雖有如蘭亭、六陵、少林寺、驪山溫泉等人文古跡，但更多的是自然山水?！本唧w而言，公安派文人在論述“奇景”時有以下特征：

一是崇尚自然，反對工整。

袁宏道認為，景之奇不在工整，而在自然。如他說：“怪石枯藤隨意古，砌花畦草自然工?！庇终f：“蛟龍之所洗滌，霜雪之所磨鏤，不工而刻，其趣乃極。”可見，隨意自然，不刻意求工，是他對于奇景的一個重要評價標準。袁中道也說：“意山中概多怪石，去其土膚，石當自出。無奈修者意在整齊，即有奇石，且將去天巧以就人工；況肯為疏通，顯其突兀奮迅之勢者乎？”他認為，對于自然景物，應以“疏通”的方式凸顯其自然意義上的“突兀奮迅之勢”，而非“去天巧以就人工”；在《游居柿錄》中又言：“送客至李戚畹園，頗多奇花美石，惜布置太整，分行作隊，少自然之趣耳?！笨梢?，推崇自然之趣，排斥布置整齊，是他一以貫之的審美準則。

二是崇尚靈活，反對板滯。

袁宏道曾對比天目與白岳之“奇”，認為“奇而不板”才是景之奇的理想境界。正因如此，袁宏道在游記中往往有意突出景物的飛動之勢、靈動之感，如他形容盤山：“其石皆銳下而豐上，故多飛動?！薄笆嗌戏桨俨剑w瘦豐妍不一態(tài)，生動如欲語?！弊髡哔x予靜態(tài)的景物以生命力和動態(tài)感，從而使景物和人一樣具備了神氣性情。袁中道也常將“奇”與“靈”“活”等結(jié)合起來，如他評價三海諸峰“至奇至幻，至靈至活”。

三是崇尚直感，反對見聞。

公安派文人采取一種直感的審美方式，看重景物對于游覽者感官的愉悅、性情的陶冶，對于一些和景物相關的知識見聞，并沒有太大興趣，甚至會表現(xiàn)出一定的排斥與貶低。袁宏道在《由淥羅山至桃源縣記》中寫道：“宮甚敞，道士迓于門，指數(shù)奧避處曰，某丹臺，某瀹鼎池。余愛戀山色，苦不欲記之。有碑焉，苔鮮剝落，不可讀。道士閉目莊誦，如快小兒課《魯論》，不覺失笑?！痹谒磥恚匀痪拔锏拿栏行枰灾备械姆绞竭M行捕捉，而碑碣、題詠卻要調(diào)動后天的知識見聞才能欣賞，太過執(zhí)著于后天見聞，無疑是對于自然性靈的戕害。這一審美傾向無疑和李贄的“童心說”有著一脈相承的聯(lián)系。

“奇景”的文化淵源

公安派提及的奇景風格有怪奇、幽奇、雄奇等多種，其中以“怪奇”數(shù)量為最多，而“怪奇”風格的主要載體為奇石。可見，怪石之奇是公安派審美的焦點所在。那么，公安派對于怪石之奇的欣賞背后又有著怎樣的文化淵源呢？

根據(jù)張晶的相關研究，雖然對于奇石的欣賞早在漢魏就已有之，但真正蔚然成風卻是在中唐以后。安史之亂前后，文學、書畫等各個領域都出現(xiàn)了求新求變的風氣，力圖打破盛唐圓熟的審美風格，加上一些地位較高的文人倡導，逐漸形成了尚奇石的文化風氣。這種文化風氣在北宋得到了進一步的發(fā)展，尤其是蘇軾、米芾等人，嗜石成癖，并將對于奇石的欣賞提升到了一種審美的賞鑒層面。

公安派對于怪石的欣賞，正沿著蘇軾、米芾這一文化路徑發(fā)展而來。如袁宗道提及：“余家江上，江心涌出一洲……東坡《怪石供》所述，殊覺平常。”袁中道也說：“彩石洲去公安十里，州上石出異彩……大約如坡公所稱怪石?！倍嗽谡務摴质瘯r，對比的對象正是蘇軾。袁宏道對于怪石的喜愛，更多受米芾的影響，在奇石的審美標準上也繼承了米芾。他曾以米芾的“秀瘦皺透”形容立玉峰的奇詭萬狀，又有“詰曲崎嶇路，皺秀透瘦石”的詩句，在題注中他提及：“‘皺秀透瘦’出米元章?！彼踔烈悦啄蠈m自比：“平生米南宮，耽幽窮鬼跡?！?/p>

公安派對于怪石的推崇，并不僅僅是一種審美方式，更蘊含著一種對于蘇軾、米芾人格類型的推崇，也暗含著一種對于中唐以來求新求變、尚奇尚怪文化風氣的認可。這種文化態(tài)度，使得他們的審美風格偏離了漢唐的雄渾剛健、圓融平和，轉(zhuǎn)向了宋人的生新瘦硬、孤峭枯老。公安派之所以對奇石、古樹、蒼藤等尤為青睞，正因為這類景物是這一審美風格的最佳體現(xiàn)。從這一角度再來看袁宏道“世人喜唐，仆則曰唐無詩……世人卑宋黜元，仆則曰詩文在宋、元諸大家”的論調(diào)，這些話語在當時固然有意氣之爭的成分，但平心而論，在審美風格上，公安派倒的確更偏向于宋元人的審美。

“奇景”的文學影響

公安派對于奇景的欣賞并非一種孤立的文化行為，奇景在很大程度上還充當著性靈文學的催化劑。

首先，奇景能夠激發(fā)作者的創(chuàng)作欲望與靈感，從而產(chǎn)生更多富有靈性的文學作品。在袁宏道的文集中，經(jīng)常會有這樣的情形，作者原本已下定決心不再作詩，卻因游覽奇景，重新開始創(chuàng)作：“弟自去年九月，已斷作詩，偶探奇，不免見獵耳?！倍芏嗌⑽恼亲髡咴谟斡[之后加以書寫最終形成的產(chǎn)物。袁中道曾對這一成書過程加以概括：“山川之奇，已相發(fā)揮……游覽多暇，一以文字為佛事……口能如心，筆又如口。行間既久，遂以成書?！痹械酪仓苯涌隙ㄟ^山水“發(fā)人藻思”的文化功用：“新詩奇僻甚，山水發(fā)才情?！庇终f：“甚矣山水之能發(fā)藻思也?！?/p>

其次，游歷所見的奇景，還會投射到詩文的內(nèi)容、風格等諸多層面，對創(chuàng)作產(chǎn)生直接影響。從內(nèi)容層面而言，描寫奇景的詩文在公安派的文集中俯拾即是，無論是袁宗道對于“異狀奇形”的云水洞的描寫，還是袁宏道對于“其奇可直一死”的華山的描寫，抑或是袁中道對于疾流沖擊之后的怪石描寫，都源于他們真實的游覽經(jīng)歷。此外，奇景還會作用于文人的精神，使文人具備不同的創(chuàng)作心理和情緒狀態(tài)，進而造成詩文風格的顯著變化。而長期對于奇景的欣賞還會積淀成文人的人生閱歷，甚至內(nèi)化為文人的一種文化氣質(zhì)，從而使詩文風格產(chǎn)生更為深刻的轉(zhuǎn)型。在袁中道為袁宏道所作的行狀中，幾乎袁宏道每一次詩文風格的轉(zhuǎn)變都伴隨著一次較為集中的游覽經(jīng)歷，奇景和詩文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實在不容抹殺。

最后，奇山異水還可以涵養(yǎng)文人的性靈，從而和性靈文學達成一種內(nèi)在的溝通。如袁中道闡發(fā)山水之功用：“山水之清美，且足以發(fā)靈慧之性，而助其深湛之思?！庇终f：“質(zhì)有而趣靈者，莫如山水……而三湖皓淼之波……亦可借其秀潤，以暢性靈耶？”可見，山水對于文人有著“發(fā)靈慧之性”“助深湛之思”的重要作用。在這種思維方式下，對于奇山異水的覽觀便不再是一種外在于文學的文化行為，而是公安派培根植本、涵養(yǎng)性靈的特殊方式。

當然，公安派的這種“奇景”觀念也有局限。比如，他們過于強調(diào)自然景觀的審美價值，對于人文景觀的內(nèi)涵發(fā)掘則較為欠缺，這使得公安派的游記往往靈動有余而厚重不足；過分倚賴于直感的審美方式，也令公安派在情感表達的深度上比起竟陵派要略遜一籌。

總而言之，公安派以李贄的“童心說”為精神內(nèi)核，在奇景的欣賞中推崇自然、排斥人工，提倡靈動、厭棄板滯，倚重直感、懸置見聞。公安派的“奇景”觀念是其性靈文學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晚明尚奇思潮在審美領域的集中體現(xiàn)，對于把握晚明的游記創(chuàng)作有著提綱挈領的作用。受蘇軾、米芾的影響，公安派在審美風格上尤其青睞中唐以來興起的怪奇之風，這和前后七子形成鮮明反差，對于中晚明的復古思潮也起到了一定的反撥作用。

（作者：陳剛，系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