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來到高郵，是因為《塵界與天界：汪曾祺十二講》新書的首發(fā)式在汪曾祺紀念館舉辦，，也記不得1987年離開高郵后，這是第幾次重返高郵了，但此次有些趣事可以一記。

第一天 5月20日

20日下午，我和前來助威的朋友明波和慶榮去造訪我在高郵的三處舊居。這是明波提出來的，因為編輯《王干文集》的原因，他看到我在《廢墟之花——朦朧詩的前世今生》一書的扉頁上寫有“致荷花塘、梁逸灣、百歲巷”的字樣，提出來要看看這三處。我也有十幾年沒有到過了，也想故地重游。我說，我當導游，不驚動當?shù)厝?。事后，高郵的老友潘建奇說，如果我?guī)闳ィな聲?。當年，他常到梁逸灣我的住處來玩?/p>

我們先去老縣衙，想找到我當年工作過的黨史辦和文聯(lián)，但房子都不見了，據(jù)說已經(jīng)拆掉了，我看到當年食堂的西邊一道小門還開著，很親切，也很興奮，這是一條“秘密通道”，從北邊來縣委縣政府上班的人，如果能走這個便門，可以省一點五公里的路，不過一般人不知道，也不能輕易通過。小門依然開著，展示昨天的風貌，也喚醒了我當時的種種記憶。

造訪舊居的路徑選擇由北向南，因為我在高郵遷徙的路徑也是由北向南，荷花塘-梁逸灣-百歲巷。先去荷花塘，一開始竟然迷了路，我對司機說，去荷花塘小學，因為我在高郵的第一站是住在岳父家，岳父家緊鄰荷花塘小學。車開著開著，我有些犯暈了，荷花塘在北 ，司機好像往南開，快到王氏紀念館了，我說開錯了吧，司機說，前面就到荷花塘小學了。我說不對呀，荷花塘在北邊啊，司機告訴我，荷花塘小學已經(jīng)從北門大街的北端遷到南邊了。

人對空間的記憶常常依據(jù)某種參照物，而參照物位移或變動之后，我們的判斷隨之也失去準星。在生活中我們的參照物也會失效，但不能立馬顯示出來，從而會陷入某種誤判而不能自拔。我恍然大悟，立即重新定位， 讓司機到中山路578號（我住的時候叫紅旗路578號）。快到目標時，發(fā)現(xiàn)中山路也改為北門大街了，我也沒法找到對應的門牌，由于荷花塘小學遷走。只得憑感覺讓司機往前開，等出了北門大街也沒找到，來回兩次，都無法確認。后來我下車步行，依稀根據(jù)一些殘存的房屋結(jié)構(gòu)，終于找到了當年的住處。昔日寬寬的過道，已經(jīng)變成了窄窄的一人巷，我們只能側(cè)著身子過去。然而，雖然找到老屋，但還是失望，當年的院子如今已經(jīng)被新的主人隔成一道門。

門關(guān)著，看不見任何的實物，只有一扇與記憶毫無關(guān)聯(lián)的新門面對著我，有“笑問客從何處來”的生疏。我明白了，時間之門關(guān)上了，不讓你回去。我等也無心去打擾人家，我在貼滿紅紅對聯(lián)的門前留影拍照，算是對造訪的記錄，也是對荷花塘的感慨：此處已無荷花塘，人去房在空對門。

第二處梁逸灣61號也是大門緊閉，，當年的門環(huán)上掛著一道大大的鐵鎖，鐵鎖甚至已經(jīng)有了銹跡，無人居住久矣。也留影。發(fā)現(xiàn)當年鄰居周家小樓還是顯得很新，看來有人居住，拍照發(fā)給她當年要好的同事朱某，朱問：這是哪里呀？他居然認不出來了，當年不是常來人家蹭飯嗎？如今記不得了。又一扇時間之門關(guān)閉了，雖然在我這兒是打開的。

第三處百歲巷63號的大門倒是大開著，但之前我也是迷路了，因為汽車開不進，我就帶他們二位步行，途中，路過網(wǎng)紅打卡店“陳小五”小吃店，平常這店特火，要排隊，下午人少，我們一人吃了一碗餛飩，然后步行去百歲巷，居然走到了蝶園路，又迷路了。迷路的原因，一是當年覺得很遠的路，現(xiàn)在覺得很近了，二是記憶中的參照物消失或者錯位了（在自己的記憶中），所以找不到位置了。后來還是順著市民的指路，才找到百歲巷。

當年門樓還在，磚雕“鴻禧”也在，房屋的結(jié)構(gòu)沒有變化，只是掛上“高郵文物保護單位”，這里曾經(jīng)是“蘇北榮校”的舊址。當年為我家蓋的小廚房還在，院子里的老井也在，自來水的龍頭還是當年的。好像房子又換新的主人了，正在裝修，裝修工人搬著材料進進出出，全然不顧我們的存在，我有些失望，再一想，還是我自作多情了，他們也是外來者，也是另外一種意義上的訪客，匆匆過去，不留痕跡，不會像我拍照留影。

第二天 5月21日

21日上午，《塵界與天界：汪曾祺十二講》順利舉行，氣氛熱烈，輪到汪曾祺長子汪朗發(fā)言，他說到三個優(yōu)點以后，又強調(diào)說，王干這本書是帶著感情寫的，也是“還債”，他吃了我們家老頭兒做的那么多飯，現(xiàn)在所做的都是還飯錢。話自然是帶著玩笑說的，但也是一句實情，

1987年11月，我被借調(diào)到《文藝報》工作，周末也常到汪先生家里去蹭飯，當然更愿意的是和他閑聊，這種閑聊，有時候比讀書聽課更容易獲取營養(yǎng)，因而我在汪家蹭飯，獲取的是雙重營養(yǎng)。當然，汪先生是美食家，廚藝也是了得，一般人能夠吃到他的一頓菜肴，就可以炫耀了，而我被汪家稱為“吃老頭做飯最多”的客人，自然是很幸運也是很自豪的事情。

至于我是否有意識地“還債”，我說不清楚，感恩之心是常有，最關(guān)鍵的還是熱愛。熱愛汪曾祺的作品，熱愛汪曾祺筆下的人物，熱愛汪曾祺本人，愿意把這種熱愛與人分享，就陸陸續(xù)續(xù)寫了一些文章，現(xiàn)在結(jié)集成書，也是對汪老的懷念和感激吧。

如果說還債，我的這些文字或者還不夠格，如果沒有誤解或者誤讀汪先生的作品，就很滿足了，“修辭立其誠”，就像汪朗說的那樣，這些文字是帶著感情寫的，是發(fā)自內(nèi)心的感恩。

如果要說“還”的話，我最近捐贈的兩份汪先生賜予我的“大禮”，算是物歸原主。今年3月22日我在揚州講壇做《塵界與天界——汪曾祺的文化啟示》的講座，我把1993年汪曾祺先生贈送給我的《釋迦牟尼傳》捐贈給鑒真圖書館，算是一種“還”吧，這本書的豪華精裝本很少，當時汪先生很滿意，贈予我“分享”，且“同參”，也是厚愛?，F(xiàn)在汪曾祺熱漸漸起來，我捐出來，也是為了讓更多的汪迷能夠分享到汪先生的“小溫”。

另一份大禮，是我在首發(fā)式上捐出了1985年汪先生為我的小說《除夕》修改的原稿。當時我迷戀汪先生的小說，就暗暗模仿，在1984年的《揚州日報》上發(fā)表過《瓜王走麥城》，還獲得了該報國慶35年的征文獎，這是我第一次獲得的文學獎。當時有人稱我的小說有汪味，我有了信心，寫了這篇《除夕》請汪先生點撥。沒想到汪先生認真看了，像老師批改作文一樣，認真批改了，有眉批，也有總批，個別錯別字也指出來。之后，我根據(jù)汪先生的意見，對小說做了認真修改，改名為《除夕?，初一》投給《安徽文學》，很快收到錄用通知，當時的《安徽文學》的主編江流先生是東臺人，非常喜歡汪先生的作品，對我筆下的人物風俗感到很親切，為我這樣一個無名作者提供版面。

雖然我后來被文學評論所裹挾，放棄了小說的創(chuàng)作，但汪先生對一個文學晚輩的鼓勵，尤其對我小說提的那些具體的意見，我不能一個人“私吞”了，這些寶貴的意見對文學愛好者還是很有幫助的。有些話，當時我看不明白，比如，他批改道，“前面太散”，您老人家不是喜歡散嗎？還批評我“散”，當時不太理解，也不太服氣?，F(xiàn)在明白了，前面真的的很散，在相互之間沒有魂“勾”著。這些對于學習味小說的人來說，尤為值得借鑒。我現(xiàn)在把手稿捐出來，目的就是讓更多人的有機會了解到接觸到汪先生帶體溫的文字。

借新書首發(fā)的機會，我將手稿捐給汪曾祺紀念館，也是最好的去處，是“”還‘’給汪先生，也是還給高郵。

第二天中午，和汪朗先生一起吃飯又說到“還債”的事，他說，昨天我只講了一半，還有一半沒有好意思講出來，其實到我們家吃飯的人多了去了，蹭老頭兒的飯人不少，那些人怎么不能還呢？他們是飯桶嗎？

眾人大笑。

我默念古詩：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第三天 5月22日

21日黃昏已經(jīng)來到揚州，22日上午本在揚州大學參加《存在與變奏——格非作品研討會》，沒想到又再次返回高郵。當年在高郵師范念書期間曾經(jīng)到我單位去和探討文學的吳先生，邀請我去給高郵高新區(qū)的企業(yè)家做一次關(guān)于汪曾祺的講座，說是高郵湖西是“經(jīng)濟高地，文化洼地”，希望我去講講文化促進促進，雖然行程匆忙，我還是向研討會主持人要求提前發(fā)言，匆匆趕往高新區(qū)。高郵文聯(lián)的趙德清主席對此非常重視，很早就趕到會場，在那里等候。

講課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了問題，這些年輕的企業(yè)家，很愛學習也很有前途，但他們對汪曾祺所知甚少，和平常那些青年作家不太一樣，我的講課有可能變成地對空導彈，彈道可能很優(yōu)美，但不落地，或者沒有接受器，等于空靶。我邊講邊調(diào)整，努力貼近他們的理解力和熟悉面，不時還用一兩個小段子來說明大道理，氣氛漸漸熱烈，我卻累得一身汗。召集會議的張老師也非常高興，認為這次公益講座非常成功，留我用餐，繼續(xù)交流。

送我回到揚州西園飯店時已經(jīng)晚上九點半，風塵一天，我已疲憊。下車時，司機打開后備箱，說這是張老師送的兩箱子烤鴨脖，我一看，如此沉甸甸的，且體積甚大，我都搬不動，用北京話說，好瓷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