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開學時，人教版八年級語文教材里，悄然多了一顆“星”——《天上有顆“南仁東星”》。這篇課文為師生推開兩重動人天地：一是500米口徑的“中國天眼”正以人類“最亮的眼睛”凝望星空；一是人民科學家南仁東深植于他熱愛的土地的赤子之情。字里行間流淌的，是科學家把一生熔進國之重器的赤誠，亦是一位作家腳踏大地、打撈星光的熱忱——他便是王宏甲。

若說文字是王宏甲的羅盤，這羅盤始終朝著“人”與“時代”的方向。多年來，他像個“用腳寫作的行者”，帶著泥土的溫度，在教育、科技、鄉(xiāng)村的原野上穿行。

回望他最初的“文學課堂”，是下鄉(xiāng)插隊時的茅屋和田埂。他曾說“科學主理，文學主情”，對他影響最大的群體就是農(nóng)民。他把心貼在人民的悲歡里，把目光落在時代前沿，一深一淺間，寫就屬于他的、更屬于這個時代的文學長卷。

1.

鄉(xiāng)村八年種下文學的“根”

王宏甲在他的散文集《讓自己誕生》里有一篇《你統(tǒng)治了我的一生》。他說這個“你”，是農(nóng)民?！八麄兘虝业?，不只是生存本領，還有對生活的熱愛，對人的真誠。這些東西，影響了我的一輩子，也成了我文學創(chuàng)作的根?！?/p>

1969年1月，15歲半的王宏甲到閩北山區(qū)插隊，那個叫火爬山的村子共14戶人家，他是第14戶。生產(chǎn)隊把原來放肥料的茅草屋清理出來，就算是他的住處?！跋掠甑臅r候，茅草屋漏雨，鍋上要撐起傘?！?/p>

剛到村里時，他連最基本的生存都成問題。他砍的柴火總是濕的，燒不著，農(nóng)民拿來松明放在他的濕柴火下面，才把他那濕濕的柴火燒著了。他說農(nóng)民對他的幫助幾乎無處不在。他在一篇散文里寫道：“作為土地，是誰把我耕種？作為莊稼，我情愿被誰收割！”

他說當年如果自己插隊五六年就被調走了，會認為自己是知青。“但是，插隊到第七年，我認為我是農(nóng)民了。到第八年，更認為我是農(nóng)民。”在插隊第八年的冬天，他被招工走了。離開村子的時候，隊長、鄰居都來送他。

有人說：“你出頭了?！庇腥藛枺骸澳氵€會來看我們嗎？”

多年后，他真的回村去看望鄉(xiāng)親們?！爸胤倒实兀吹睫r(nóng)民們牽衣執(zhí)手，把我視如探家的兒子，我的淚水就像種子那樣，掉進我曾經(jīng)種過的土地?！?/p>

插隊生活對他的哺育和影響，都是巨大的。他在離開村莊后寫下這樣的文字：“我是在離開鄉(xiāng)村之后才知道，泥濘的日子，并不只是鄉(xiāng)村才有。這時刻，房東大嫂的一句話就像開啟深埋地下的陳年老酒，送來無限滋味：別怕，把褲腿挽高一點?！?/p>

他說自己總想，大嫂和那些少女們能把腿踩進污泥，也能把腿洗得那么白凈。誰能說那里沒有美和生活智慧呢！

他還在一篇散文《1969年的白菜》里寫下：“我在那八年歲月里至少培養(yǎng)了吃苦能力，人在漫長的一生中如果沒有吃苦能力，生活就會是一堆悲傷，會沉溺在抱怨中唉聲嘆氣一事無成，這就體會不到克服困難的喜悅。人生的困難是始終與生命同在的，克服困難收獲喜悅才是人生的常態(tài)，是人生的大意義。我會鄭重地告訴我的子孫后代，我的知青歲月，是我一生中最寶貴的財富。”

他說自己日后作品里最深的情感，是農(nóng)民哺育的。筆者相信那是真的。

2.

從初一文化到報告文學探路者

1976年底，王宏甲結束八年的插隊生活招工回城。此時的他，論學歷，仍然只有去插隊之前讀過初一的文化。他去新華書店買來兩元錢一本的《邏輯》《修辭》等，自己給自己補課。

剛回城時，王宏甲被分到冷凍廠當搬運工，后來被借調到商業(yè)局“以工代干”。那時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寫出一篇像樣的東西”?？伤奈膶W底子太弱了：不知道何謂句子的主謂賓，不知道標點符號怎么用，更不知曉新聞稿要先寫導語?？蛇@些絲毫不妨礙他在文學之路蹣跚起步。縣廣播站的編輯手把手教他寫導語，幾乎幫他重新寫了遍稿子，第二天還在廣播里播出了?！澳鞘俏业谝淮卧趶V播里聽到‘自己寫的故事’，后來還收到了三毛錢稿費，我把稿費單夾在書里，像寶貝一樣。”

1979年，王宏甲迎來了自己第一個“真正的作品”——紀實作品《理發(fā)姑娘》。這是他從當時商業(yè)局搞崗位練兵現(xiàn)場發(fā)現(xiàn)的素材。后來，他又把《理發(fā)姑娘》改寫成小說《大胡子戀愛記》，發(fā)表在《福建文學》上?！澳菚r候，我覺得小說才是‘正經(jīng)’文學，雖說現(xiàn)在看它很稚嫩，但對我來說，是跨出了一大步——我知道，我能靠寫作吃飯了?！?/p>

多年以后，他在《人民日報》發(fā)表散文《建陽，我的家鄉(xiāng)》，開篇說：“寫到家鄉(xiāng)，我的筆就會溫暖起來。我不知怎樣來描述這種溫暖給予我的恩惠，但我知道，我常因家鄉(xiāng)而感到豐厚的擁有?！庇腥苏f，他對家鄉(xiāng)的熱愛，是“讀者打開他作品的又一把鑰匙”。

插隊歸來，王宏甲就為家鄉(xiāng)建陽做過一件“打撈歷史”的事——寫自己的同鄉(xiāng)宋慈。這位南宋法醫(yī)學家撰寫的《洗冤集錄》被后世確認為世界上第一部法醫(yī)學著作?？墒?，《宋史》不見他的蹤跡。清代《四庫全書》對《洗冤集錄》只在《總目提要》中存有“提要”，而對作者宋慈，則稱“始末未詳”。他在時空里被遺忘了。

“我遇到了宋慈。”王宏甲說，“雖然他已去世了七百多年，但生命中有一種奇境，你忽然感到心靈與之相撞，發(fā)出一種光亮，便不能失之交臂?！蹦悄晁?5歲，“聽到有個聲音在叩我的心扉：你能用文學形式把宋慈寫出來讓天下皆知嗎？”他說自己渺小的心被這個念頭嚇一跳，但接著就激動了。為什么不試一試？

他開啟用腳步丈量文字的模式——到宋慈曾經(jīng)任職的地方尋訪，到《洗冤集錄》的刻書地，查找元代的版本（宋代版本已失傳），未果，后在圖書館終于找到一份手抄本（源自清代版本）。隨后他又在圖書館查《宋史》《福建通志》，一點點拼接宋慈的生平。那時候沒有電腦，查資料全靠手抄，王宏甲一頭鉆進文獻大海里記了十幾本筆記。他回憶：“寫小說的時候，故事是虛構的，但里面的檢驗方法，全是從《洗冤集錄》里來的——比如怎么判斷死者是自殺還是他殺，怎么通過傷口判斷兇器，這些都是宋慈的智慧。”

1986年，小說《神驗》（后修訂為《宋慈大傳》）出版，后被翻譯成英、法、德、意、泰、阿拉伯等多種語言在海外出版發(fā)行。1987年秋，王宏甲應邀出席在中國召開的首屆國際法醫(yī)學研討會。會上，他講述了世界上第一部法醫(yī)學著作為什么出現(xiàn)在中國。

不為人知的是，王宏甲在寫作過程中，卻漸漸產(chǎn)生了困惑：“小說是虛構的，我雖然盡量貼近歷史，但還是有很多想象的成分——我想寫更真實的東西，寫那些正在發(fā)生、能影響社會的事?！?987年，王宏甲進入西北大學中文系“作家班”學習，他在畢業(yè)論文《中國文學形式發(fā)展探究》里，寫下一個重要判斷：“從20世紀后半期到21世紀，主流文學是紀實文學（也說報告文學）?！彼睦碛梢渤浞帧≌f是虛構的，詩歌難以承載大的敘事，散文難承厚重的社會內容，而自《尚書》《左傳》《史記》以來，文史相融的紀實文學在中國擁有極其悠久的文學傳統(tǒng)。能真實反映時代的當代報告文學，不僅是文藝“輕騎兵”，還能擔當“黃鐘大呂”。

這個判斷，成了他后來創(chuàng)作的“指南針”。“很多人討論文學，只講‘寫作技巧’‘語言風格’，這些都是‘術’；真正重要的是‘道’——你的作品對社會有什么用？能給讀者帶來什么？能為時代留下什么？”帶著這份思考，他的文學之路轉向了報告文學。

3.

文學的意義不在文學本身

如果說“扎根泥土”讓王宏甲的文字有了溫度，那么“眺望時代”則讓他的作品有了高度。他總能立于時代潮頭，捕捉到那才露出的“尖尖角”——從“鉛與火”到“光與電”，從“齒輪時代”到“信息時代”，他用文字記錄下中國的“跨越式發(fā)展”。

1998年，王宏甲先后接到兩個任務：一是應北京大學邀請為北大百年校慶寫一版文章《百年北大》，二是應北京大學和北京市教工委邀請，為北京市開展向王選學習的活動撰寫一篇通訊。

“這是我極其重要的一個學習機遇。”王宏甲說，為什么說是“機遇”，而不是“機會”，因為“機遇”暗含嚴峻的挑戰(zhàn)。特別是第二個任務，王宏甲感覺到了，自己正面對著巨大的陌生。

那時他還不知道，計算機時代到來的時候，如何高效地將漢字輸入電腦，是當時擺在國人面前的大難題。王宏甲說自己也不知道，西方已率先結束了活字印刷，采用電子照排技術。當代印刷技術已發(fā)生革命性變化，我國仍停留在鉛印階段，如何跟上世界步伐？

為了回答這一問題，王宏甲采訪的不只是王選，還有許多位教授。許多個夜晚，他在北大某個辦公室采訪到十點鐘，他和教授都沒吃飯，各自回家。王宏甲說自己走在北大校門外的路燈下，就像一個到老師那里補完課后回家的學生。

“的確，我需要補課的東西太多了。”王宏甲說。

1998年11月3日，《北京日報》頭版刊發(fā)了王宏甲撰寫的長篇通訊《王選的選擇》，全文一萬多字，同時配發(fā)評論員文章《學習王選的創(chuàng)新精神》，由此拉開全市開展向王選學習活動的序幕。此后《王選的選擇》被人民教育出版社選入全日制高中《語文》實驗課本。

1999年《人民文學》第一期發(fā)表王宏甲寫的三萬字的中篇報告文學《初見端倪》。編輯部在《新年致辭》中寫道：“王宏甲的報告文學《初見端倪》寫科學家王選，會使讀者想起二十年前在本刊第一期所發(fā)表的徐遲寫陳景潤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p>

是的，同為數(shù)學家，二十年前，《哥德巴赫猜想》讓陳景潤與數(shù)論的神奇之光走進大眾視野，激勵過無數(shù)人；二十年后，王選的數(shù)學技術變成激光照排，在西方高技術的嚴酷包圍中突出重圍，使整個中國的排版印刷告別了鉛印，從“鉛與火”的工業(yè)時代，跨越到“光與電”的信息時代。

于是，王宏甲以文學的形式第一次報告出什么是“跨越式發(fā)展”，寫出典型的時代變遷。再后來，那三萬字的種子，生長成三十萬言的《智慧風暴》。這部長篇報告文學捧回了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更乘著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電波，飄進了無數(shù)個深夜里的大學校園——沒有電視的宿舍里，有人把音量調大，同學們都靜靜地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長篇連播，了解計算機正在許多領域取代齒輪，正在風暴般地改變世界。

再后來，王宏甲創(chuàng)作《新教育風暴》，書中記錄下中國一千多萬教師帶領三億學生，從工業(yè)時代教育向信息時代新教育邁進的浩蕩歷程。這部作品斬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與魯迅文學獎，還被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制作成長篇連播節(jié)目。

正是在這幾次采寫中，王宏甲深切地體會到，文學的意義并不在于表現(xiàn)自己的才華，也不在文學本身。

“文學只是一個載體，好比一條船，重要的不是這條船有多好，而是需要運用它去通往彼岸。文學的意義，在于能不能與人民同舟共濟，呼吸相聞，唇齒相依。”他說，“特別是信息時代的報告文學，可以將文學、歷史、政治、經(jīng)濟、科技、教育、軍事等多學科熔為一爐，去真實地反映發(fā)展變化中的社會和人們的生活，使文學作品不僅具有深邃的歷史感，還具有前瞻性。”

4.

人們渴望能照亮前路的真實文字

深空里的“中國天眼”還在續(xù)寫著觀星的故事，它的設計者南仁東卻在2017年與這片星空作別。

也是這一年，王宏甲接到中宣部的任務：寫一部反映南仁東生平事跡的長篇報告文學。當時，“中國天眼”已經(jīng)建成，是世界上最大的單口徑射電望遠鏡，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天眼”到底有多重要，也不知曉“天眼”之父南仁東。

曾經(jīng)寫出《智慧風暴》《新教育風暴》的王宏甲，如今再承擔這一任務，已非偶然。只是，與當年面對面采訪王選不同，這一次他已不可能當面向南仁東請教自己的知識盲區(qū)，他再次面對巨大的陌生。

這是又一部“用腳去跋涉出來”的紀實作品。王宏甲去了貴州平塘的大窩凼——“天眼”的建設現(xiàn)場。如今交通便利了，可當年南仁東和一眾建設者到達這里之初，深山里沒有公路，要靠柴刀劈出一條路才能進去；沒有水，沒有電，工人們只能住臨時工棚。王宏甲到南仁東的同事、學生、親友以及曾經(jīng)居住在貴州大窩凼里的農(nóng)民記憶中去“尋訪南仁東”，看到南仁東就栩栩如生地活在他們的心中，聽他們講“從省長到村干部都認得這個穿短褲的天文學家”。王宏甲深受感動，決心要為這位中國英雄立傳。

王宏甲歷時一年多寫出了《中國天眼：南仁東傳》（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2019年版），他說這部傳記實際上包含著兩大塊：中國天眼和南仁東傳，一如書名。而要真正認識到中國天眼的劃時代意義，還應該了解兩大背景：一是南仁東所處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二是這項科研的歷史文化背景。

于是，王宏甲沒有停留在講述南仁東的英雄壯舉，而是把他置于中國科技發(fā)展的大背景下：20世紀結束時，美國305米口徑的射電望遠鏡，被評為人類20世紀十大工程之首；而當時中國最大的射電望遠鏡，口徑僅25米，差距懸殊。南仁東說：“正因為落后，才要奮起?！?/p>

“天眼為何重要？”在書里，王宏甲從歷史文化視角給出答案：天文學是人類最先觸碰的自然科學——唯有仰觀星辰，才能讀懂農(nóng)時的韻律；唯有追問天體，牛頓才從行星軌跡里算出經(jīng)典力學。古代中國曾經(jīng)因為發(fā)達的天文學而創(chuàng)造了璀璨的農(nóng)業(yè)文明，2016年，中國500米口徑的射電望遠鏡在貴州的大山深處橫空出世，這意味著中國再次站到人類觀察宇宙的最前沿。這是南仁東用22年深山歲月，一點點焐熱的夢想。

王宏甲說，南仁東不僅是中國天眼的首席科學家，還是總工程師。他看到研發(fā)大射電望遠鏡所需的先進技術散落在我國諸多科學家中，他便聚攏來一百多位科學家，聯(lián)合了全國二十多所高校和大中型企業(yè)集體攻關。整個工程還有五千余名建設者參與，眾人團結在“自力更生”的旗幟下，巨大的創(chuàng)造力迸發(fā)出來。是以書中寫道：中國天眼是國之重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是更重要的國之重器。

王宏甲與南仁東從未謀面，卻在踏足天眼基地的那一刻，讀懂了這份孤獨里的偉大?！皾M地金錢的年代，他們還在看星星?！边@份堅守，源于南仁東的清醒：天眼不是他一個人的執(zhí)念，是國家的重器，是人民的期盼，每一寸鋼索、每一顆螺絲，都連著萬家燈火的期盼。

這份跨越時空的共鳴，讓王宏甲再度調用自己最熟悉的報告文學體來撰稿，也惟有它能承擔得起這份時代責任。

王宏甲認為，報告文學在21世紀理應有更大的話語空間，不是因為其他文體不夠優(yōu)美，而是這個時代太需要看清真實的文字。尤其當世界一次次變成需要重新認識的陌生對象，人們渴望能照亮前路的真實。在他看來，就像維也納之所以能成為音樂之都，不僅僅因為貝多芬、莫扎特等名家匯聚于此，更在于那里有無數(shù)雙懂得聆聽的耳朵。當越來越多的讀者渴望從文字里獲取真實的力量，紀實文學必然迎來更廣闊的空間。

尾聲

采訪結束，王宏甲帶筆者參觀了他的書房。磨砂玻璃推拉門后，一整面墻的書整齊排列，書桌前的筆記本電腦屏幕上還停留著草稿頁，光標閃爍著，像未停的思考。他說自己雖然習慣用電腦寫作，寫壞了多臺電腦，但不愛寫微博、看短視頻，得了空就帶孫女去鄉(xiāng)下，很多人沉湎于文學圈子，而他更傾心自己的農(nóng)民圈子。

退休后，他很多時間都會到農(nóng)村去，近幾年，多數(shù)時間住在賈家莊村，這個小村子位于山西省汾陽市賈家莊鎮(zhèn)。他前一陣剛為賈家莊村編寫的新書寫好序，這是繼前兩年為村里另一本發(fā)展記錄作序后，又一次參與其中。近段時間，因為有關南仁東的文章被選進教材，不少媒體想采訪他，多被他婉拒了?！皰侇^露面不如多寫幾個字。”他指了指書桌一角的手稿，是《黃金十五歲》的修改稿。這本書將于近期出版，專為中學生而寫，聚焦信息時代如何深度閱讀。另一本已經(jīng)完稿的《孔子大傳》，他收集、閱讀了大量歷史文獻，“寫新東西就得從頭學，就像當初寫南仁東，得先搞懂天文學的三大時代，如今寫孔子，也得把《論語》的注釋翻透”。

走出他的家，回望那棟安靜的居民樓，突然讀懂了他曾經(jīng)說的那句話：“作家不是會寫文章的人，而是懂人民、懂時代、懂責任的人。”王宏甲就是這樣的作家——他把根深深扎進泥土，總能眺望到時代萌發(fā)的“尖尖角”。